在《邊城》的描寫的人物都有眾生相，他們各自對應不用性格特征的個體。下面小編給大家帶來《邊城》中形象的賞析。

　　篇一

　　二老的形象是沈從文自己的隱喻。

　　沈從文在他的許多自傳性的作品中都以“二哥”的名字出現。沈從文和二老的性格在許多方面相似：“我的氣度得于父親影響的較少，得于媽媽的似較多”。“氣質近于那個白臉黑發的母親，不愛說話，眼眉卻秀拔出群，一望而知其為人聰明而又富于感情”。兩人都有詩人氣質，擅唱情歌(寫情書)。《邊城》中二老提出代替大老唱歌，沈從文在常德時曾代替表兄黃玉書寫情書。

　　沈從文這樣分析自己與“大老們”的區別：“……由于一種偶然機會，少數游離于這個共同趨勢以外惡性循環以外(按，‘共同趨勢’和‘惡性循環’指陳渠珍等湘西軍人們的悲劇性命運)……我和這一位年紀青青的木刻藝術家(按，指黃永玉)，恰可代表一個小地方的另一種情形：相同處是處理生命的方式，和地方積習已完全游離，而出于地方性的熱情和幻念，卻正猶十分旺盛，因之結合成種種少安定性的發展。”那么，二老的命運是否比大老好呢?二老能使翠翠長大成人嗎?二老與翠翠相互愛悅，然而，有碾房陪嫁的王團總家的小姐檔在二老與翠翠之間。在苗族文化—漢族文化—西方文化這一多重權力關系中，“碾房陪嫁”這個意象有多層文化含義，我們從三個方面進行分析。

　　1)翠翠—碾房—王小姐“碾房陪嫁”這件事，對于翠翠所代表的湘西苗族文化傳統而言，是一種異質。“翠翠心想;‘碾房陪嫁，稀奇事情咧’。”在一些人看來，“一座嶄新碾房陪嫁，比十個長年還好一些。”“一座碾房的出息，每天可收七升米，三斗糠”。

　　這種異質的，與邊城傳統的重義輕利的淳樸民風截然相反的，唯實唯利的價值觀念悄然地進入了邊城，不可抗拒地改變著人們的生活方式。“‘現代’二字已到了湘西”，這種“來自外部另一方面的巨大勢能”，將在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廣度上摧毀傳統生活方式的基礎，湘西古老的傳統世界行將崩潰。

　　正如馬克思說的：“資產階級，由于一切生產工具的迅速改進，由于交通的極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蠻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來了。它的商品的低廉價格，是它用來摧毀一切萬里長城、征服野蠻人最頑強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們不想滅亡的話——采用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它迫使它們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謂文明制度，即變成資產者。一句話，它按照自己的面貌為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

　　資產階級使鄉村屈服于城市的統治。它創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農村人口大大增加起來，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脫離了鄉村生活的愚昧狀態。正象它使鄉村從屬于城市一樣，它使未開化和半開化的國家從屬于文明的國家，使農民的民族從屬于資產階級的民族，使東方從屬于西方。”“翠翠心中亂亂的，……‘爺爺今年七十歲，……三年六個月的歌——誰送那只白鴨子呢?……得碾子的好運氣，碾子得著更是好運氣?……’”“翠翠覺得好象缺少了什么。好象眼見到這個日子過去了，想在一件新的人事上攀住它，但不成。好象生活太平凡了，忍受不住。”于是，翠翠想象出走——

　　“我要坐船下桃源縣過洞庭湖，讓爺爺滿城打鑼去叫我，點了燈籠火把去找我。”“出走”是個極富文化含義的意象，是非常“現代”的。因為受到西方現代性的沖擊，“在家”的感覺(同質的狀態)被打破了，傳統的和諧世界已不再完整，家園成了廢墟。于是要出走——尋找精神家園。

　　那爺爺怎么辦?“怎么辦嗎?拿把刀，放在包袱里，搭下水船去殺了她!”翠翠嚇怕了，叫道：“爺爺，爺爺，你把船劃回來呀!”“我要你!”翠翠需要爺爺，需要傳統，她不能割斷歷史。

　　翠翠“坐在懸崖上，很覺得悲傷。”“懸崖”這個意象，準確地揭示了翠翠瀕臨深淵、進退兩難的困境：夢醒了卻無路可走——這是所有非西方民族和文化面對西方現代性沖擊的共同命運。

　　假如翠翠真的出走了，那么，翠翠走后怎樣?——

　　“或者也實在只有兩條路：不是墮落，就是回來”(魯迅語)。沈從文以湘西少女或少婦為主角的小說，如《一個女人》、《蕭蕭》、《三三》、《巧秀與冬生》、《丈夫》、《小砦》等可以看作是“翠翠系列”。在這些小說中，我們可以看到翠翠的“出走”，以及她們在“墮落”與“回來”之間絕望掙扎的心路歷程。

　　2)二老—碾房—王小姐碾房是個封閉、循環的意象，它將水的線性流動轉換成石碾的周期循環，可以看作是漢族文化(沈從文的父系文化)的象征。

　　王團總家以“碾房陪嫁”與船總順順家聯姻，很容易讓人想起近代湘西的田(興恕)家、沈(宏富)家、和熊(希齡)家非常復雜的姻親關系。據《從文自傳·女難》，1921年沈從文在沅州時，有四個鄉紳的女兒供他挑選，其中一個是沈的姨表妹，熊捷三(熊希齡七弟)的女兒。“四個女孩子生得皆很體面，比另外那一個(按，指沈苦戀的馬姑娘)強得多，全是平時不敢希望得到的女孩子”。“假若命運不給我一些折磨，允許我那么把歲月送走，我想這時節我應當在那地方做了一個小紳士，我的太太一定是個略有財產商人的女兒，我一定做了兩任知事，還一定做了四個以上孩子的父親，而且必然學會了吸鴉片煙。照情形看來，我的生活是應當在那么一個公式里發展的”。“一份離奇的命運，行將把我從這種庸俗生活中攫去，再安置到此后各種變故里，因此我當時同我那親戚說：‘那不成，我不作你的女婿，也不作店老板的女婿。我有計劃，得自己照我自己的計劃作去’。”“碾房陪嫁”預示的生活方式就是在“一個公式里發展”的“庸俗生活”，這與沈從文來自苗族古老文化的十分旺盛的熱情與幻念和少安定性發展的性格是十分不相容的。用沈從文自己的話說：“我用不著你們名叫‘社會’為制定的那個東西，我討厭一般標準，尤其是什么思想家為扭曲蠹蝕人性而定下的鄉愿蠢事”。二老對“碾房陪嫁”的反抗可以看作是沈從文對漢族文化霸權的反抗。

　　3)二老—碾房—渡船“我不知道我應當得座碾房，還是應當得一只渡船，我命里或只許我撐個渡船!”在這里，“渡船”是苗族文化特殊性的象征，“碾房”是“來自外部另一方面的巨大勢能”——漢族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普遍性的象征。

　　選擇渡船意味著捍衛苗族文化的傳統和特殊性。但是，二老“記憶著哥哥的死亡”。或許，在二老看來，翠翠就象那個象征著愛情的虎耳草一樣，“美麗的常常是有毒的”?

　　選擇碾房意味著認同漢族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普遍性，放棄自身的特殊性。這樣，翠翠這個歷史的孤兒將永遠被歷史遺棄，沈從文本人也將失去他安身立命之處。

　　二老沈從文陷入了兩難的困境：“我是留在這里享受荒唐的熱情，聽這神之子支配一生，還是把她帶走，帶到那個被財富、權勢，和都市的禮貌、道德、成衣人、理發匠，所扭曲的人間去，虐待這半原始的生物肉體與靈魂?”在二老看來，翠翠、白塔、渡船是密不可分的，得到翠翠就必須繼承爺爺傳下來的古老的渡船，換句話說，愛上翠翠的唯一方法和結果就是繼承渡船。離開了白塔、渡船，翠翠將不成其為翠翠;與翠翠所代表的湘西苗族文化完全異質的都市文明將吞噬這“半原始的生物肉體和靈魂”。

　　沈從文的困境是西方的權力和文化邏輯造成的。西方在使自己的文化全球化的過程中，是通過“尋找他性”來獲得自我認識的。西方總是通過將非西方文化描述為特殊性的東西，從而確立西方文化的普遍性。“尋找他性”的方法隨著西方文化的全球化，已變成所有非西方民族認識世界和自身的基本方法。沈從文對湘西苗族文化傳統(本質)的認識，也只能用“尋找他性”的方法，以他者的眼光來看自己的文化，以他者——實際上是西方作為普遍性的所在來看出自己的特殊性。如果沒有西方作為普遍性的承載者，就不可能在自己的領域中找到自己的特殊性(本質)。在黑格爾的普遍性—特殊性二元對立關系中，越是強調非西方文化的特殊性，就越是加強了西方文化的普遍性，以特殊性反抗普遍性只能使問題加劇(exacerbate)。

　　沈從文對自己有中肯的分析：“我依然不免受另外一種地方性的局限束縛，和陰晴不定的‘時代’風氣儼若格格不入。即因此，將不免如其他鄉人似異實同的命運，或早或遲必僵仆于另外一種戰場上，接受同一悲劇性結局”。

　　“另外一種地方性的局限”可以理解為沈從文強調苗族文化自身的價值和特殊性，反抗漢族和西方的文化霸權的文化相對主義(CulturalRelativism)立場。“陰晴不定的時代風氣”是指在急于發展現代性，建設現代民族國家的中國，各種互相超越、互相攻訐的文化普遍主義(CulturalUniveralism)思潮。

　　在現存的權力秩序中，用文化相對主義(苗族文化本位)反抗西方的文化普遍主義或許注定不能成功，這就是沈從文“于另外一種戰場上”的“同一悲劇性結局”。

　　二老“被家中逼著接受那座碾房，意思還在渡船，因此賭氣下行”，出走了。大老則是自知唱歌不是二老對手，自棄離開茶峒的。

　　《湘西·題記》里說：“湘西到今日，生產、建設、教育、文化在比較之下，事事都顯得落后，一般議論認為是‘地瘠民貧’，這實在是一句錯誤的老話。老一輩可以借從解嘲，年輕人決不宜用之卸責，二十歲以下的年輕人更必須認識清楚：這是湘西人負氣與自棄的結果!負氣與自棄本來是兩件事，前者出于山民的強悍本性，后者出于缺少知識養成的習慣;兩種弱點合而為一，于是產生一種極頑固的拒他性。……負氣與自棄使湘西地方被稱為苗蠻匪區”。二老和大老似乎分別具有“負氣與自棄”的性格。在這里，“負氣”就是捍衛傳統，反抗漢族和西方的霸權;“自棄”是因為缺少知識(當然是“西方的知識”)。“負氣和自棄使湘西地方被人稱為苗蠻匪區”這句話，類似于李澤厚的“救亡壓倒啟蒙”說。其實救亡與啟蒙是統一的，與西方的權力有關。由于西方率先進行了工業革命，進入現代，迫使非西方民族不得不發展現代性，建設現代民族國家。對非西方民族而言，啟蒙本身就是一種救亡活動，而救亡的目的正是啟蒙，它們共同的目標就是建設現代民族國家。這一點在沈從文身上體現出來：沈從文在他的所有關于湘西的作品里，都采用了啟蒙和救亡的雙重話語，不論是對湘西苗族文化傳統的浪漫的尋找，還是對湘西同鄉大老的冷峻的國民性批判，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使湘西不再“被稱為苗蠻匪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