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邊城》里的是最好的沈從文的文筆，而在其他的作品則是最好的沈從文的思想。下面小編給大家?guī)?ldquo;邊緣話語”與“中心話語”的更迭——論沈從文作品中的時代隱憂。希望能夠幫到大家。

　　“邊緣話語”與“中心話語”的更迭——論沈從文作品中的時代隱憂

　　沈從文作品(主要指小說)的藝術空間由以《邊城》為代表的“湘西世界”與以《八駿圖》為代表的現(xiàn)代都市構成，前者屬于鄉(xiāng)土文明，后者屬于都市文明。立足二十世紀的時代發(fā)展，這種藝術空間的構成極富意味。借福柯之“話語”概念，可以說鄉(xiāng)土文明與都市文明是兩種具有巨大差異性的“話語”，以此考察沈從文的藝術空間之構成具有深刻的啟發(fā)性。《邊城》與《八駿圖》是沈從文藝術世界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且以這兩部作品為主討論沈從文作品中的時代隱憂。

　　一、《邊城》：無奈，卻人性和諧

　　在沈從文所處的二十世紀，較之都市文明，鄉(xiāng)土文明仍然占據(jù)最大優(yōu)勢。費孝通認為：“從基層上看去，中國社會是鄉(xiāng)土性的。……我們不妨先集中注意那些被稱為土頭土腦的鄉(xiāng)下人。他們才是中國社會的基層。”[ 費孝通著：《鄉(xiāng)土中國》，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年版，第1頁]都市文明的興起是長時段慢慢發(fā)生的，然而，面對一種文明潮流的異向發(fā)展，思想警覺者則不免惶惑。如果說沈從文所處的時代仍以鄉(xiāng)土文明為中心、以都市文明為邊緣，那么都市文明從邊緣壓逼鄉(xiāng)土文明走向中心則是時代趨向。在這種“邊緣話語”與“中心話語”的更迭中，沈從文作為一個知識分子如何表達自己的心態(tài)——更具體地說，是“隱憂”——則十分令人關注。

　　沈從文一再強調自己是“鄉(xiāng)下人”，他說：“我實在是個鄉(xiāng)下人。說鄉(xiāng)下人我毫無驕傲，也不在自貶，鄉(xiāng)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遠是鄉(xiāng)巴佬的性情，愛憎和哀樂自有它獨特的式樣，與城市中人截然不同!他保守，頑固，愛土地，也不缺少機警卻不甚懂詭詐。”[ 沈從文著：《沈從文文集》(第11卷)，廣州，廣州花城出版社，1984版，第43頁]顯然，這里蘊藏著一種“鄉(xiāng)下人”與“城市中人”的對比，其情感偏向于“鄉(xiāng)下人”，表現(xiàn)在他的作品中，則是對“湘西世界”的迷戀。

　　《邊城》是沈從文的小說中最受矚目的一部(篇)，其中的“湘西世界”清新自然而富有詩意，而其中的故事卻是悲劇結構——充滿了無奈。簡要來說，其中至少有三種無奈：第一，翠翠爺爺突然離世的無奈;第二，天保、儺送兄弟同時愛上翠翠的無奈;第三，爺爺、天保、儺送均離開翠翠的無奈。這些無奈合一，最終指向了一種孤獨。但在這部以“孤獨”結尾的小說中，并無一股“惡”或“丑”的勢力制造悲劇，其中的悲涼出于自然。讀者讀過《邊城》，不會有憤恨的情緒，只可能產(chǎn)生憐憫或同情。究其原因，乃是小說中的人性都是自然和諧的，毫無扭曲或污點：翠翠爺爺淳樸厚道，深具中國傳統(tǒng)美德，當天保死后，他無能為力地撒手人寰，令人惋惜;天保為了成全弟弟而獨自遠走，令人敬佩;翠翠與儺送的單純善良更不必說，二人最后的孤獨有著牧歌般的詩意。在這部充滿無奈的小說中，人性是和諧的。夏志清說：沈從文“能在這種落后的甚至怪誕的生活方式下，找出賦予我們生命力量的人類淳樸純真的感情來”[ 夏志清著：《中國現(xiàn)代小說史》，劉紹銘等譯，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162頁]。確實，沈從文建構的“湘西世界”具有鄉(xiāng)土文明獨特的“生命力量”，即人性之和諧。

　　在都市文明疾馳而來之時，人應何為?沈從文挖掘鄉(xiāng)土文明中的人性之美并非只是一廂情愿地眷戀，還可以看做一種應對未來的藝術策略。費孝通如此描述鄉(xiāng)土社會：“常態(tài)的生活是終老是鄉(xiāng)。…這是一個‘熟悉’的社會，沒有陌生人的社會。”[ 費孝通著：《鄉(xiāng)土中國》，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年版，第6頁]面對時代的“常”與“變”，面對陌生人即將走來，沈從文對鄉(xiāng)土滿懷留戀，而對都市則充滿懷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