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以白居易的詩歌《昭君怨》作為評述對象，通過對作者創作背景及內容進行分析來探究詩歌中所蘊含的藝術特色，簡要歸納出該詩反映現實、借史詠懷、情理并現等藝術特征。

　　關鍵詞：白居易 《昭君怨》 藝術特色

　　王昭君不僅作為促進民族團結的使者對世人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同時也為歷代的文人墨客留下了一個經典的文學形象。自漢以后，昭君出塞的題材，便不斷出現在文人的作品中。在中國詩歌史上書寫了濃墨重彩的一筆的唐朝，更是出現了有關昭君的許多膾炙人口的優秀篇章。作為唐代“四大詩人”之一的白居易一生之中就曾寫過多首詠昭君的詩作，其中包括兩首《王昭君》，一首《昭君怨》和《過昭君村》。《昭君怨》寫于作者被貶謫為江州司馬（元和十年，即公元八一五年）之后，已過不惑之年而又經過了宦海沉浮的白居易，人生閱歷更加豐富，心智也更加成熟，反映在其詩歌創作中的則是濃郁的現實主義精神和理性的人生態度。在對王昭君這一經典文學形象的再創作過程中，作者實現了敘事、抒情、說理的完美融合。現將全詩摘錄如下并且加以粗淺的分析。

　　明妃風貌最娉婷，合在椒房應四星。

　　只得當年備宮掖，何曾專夜奉幃屏？

　　見疏從道迷圖畫，知屈那教配虜庭？

　　自是君恩薄如紙，不須一向恨丹青。

　　概括起來，白居易的這首《昭君怨》主要有以下三個藝術特色：

　　一、為時為事，反映現實生活

　　白居易的詩文主張可以用他自己在《與元九書》中所提到的“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來加以概括。其實，“為時為事”也是白居易詩歌創作的目的所在。從中我們既可以看出白居易作為現實主義的詩歌創作者對社會現實的敏銳洞察與透徹理解，同時還可以發現其身處當時士大夫階層所具有的歷史使命感和責任感。他認為，詩歌應該是客觀現實的反映，詩歌創作必須來源于生活并批判現實。當然，他所說的生活和現實也包括歷史上曾經發生過的真實事件。詩歌的基礎是事，它是詩人藉以進行再次加工創作的源泉，也是觸發詩人內心情感波瀾的催化劑；通過作者對具體歷史事件的藝術加工，傳達出一定的思想感情和闡明相應的道理，應該是一首優秀詩作所具備的特點。

　　白居易適逢中唐，當時的國家藩鎮割據，外族入侵，戰亂頻繁，民不聊生。因此詩歌創作成了他“批判現實，針砭時弊”的強大武器，并試圖使詩歌擔負起“補察時政”“泄導人情”的社會使命。從這一點來看，說白居易是現實主義的詩人，應該是恰當而公允的。具體到《昭君怨》這首詩，詩中所描述的是一個風流絕代，本該得到重視卻被疏遠而遠嫁大漠的無奈的昭君形象，與之對應的則是一個不辨美丑、薄情寡恩而又不愿承認過失的君王形象。兩相比較，妍媸自現，讓人自然地聯想到當時朝廷內部“君不君，臣不臣”的混亂狀況，從而達到了比直白陳述更強烈的藝術感染效果。

　　二、借史詠懷，抒情真摯自然

　　唐代初期的詩壇，沿襲了梁陳詩風，這時的題詠昭君之作以《昭君怨》為題者最多，基本上都是據題詠事，代昭君寫愁，很少涉及作者的個人感受。[1]中唐時期的詩人白居易，雖然仍采用抒寫“昭君之怨”這一傳統的詩題，但并未僅僅停留在“替古人垂淚”的階段，而是借助昭君出塞這一題材，來抒寫自己內心的真實情懷，我們也不妨將詩題“昭君怨”理解為“香山怨”。儲大泓在《歷代詠史詩選注》中說：“作者歷經宦海沉浮，此時心情與寫《王昭君》二首時（注：當時白居易只有十七歲）已大不相同”，“顯然是借題發揮，別有寄托。”此詩作于白居易仕途失意之時——“安史之亂”的硝煙未盡，大唐帝國開始由盛轉衰，作者也正經歷著人生的重大轉折。痛定思痛，無論是國家的變故還是個人的遭遇，都深深地觸動了敏感而又多情的詩人。正如霍松林在《詩的形象及其他》中指出的那樣：“白居易那些‘為時而著，為事而作’的詩歌，都不是從概念出發憑空捏造出來的，而是從被生活事件激起的情緒的根本上培養出來的。”

　　藝術源于生活，詩歌是情感的載體。我們結合作者當時的經歷，就能夠深刻地理解他的詩歌。昭君容貌出眾，理應得到“椒房應四星”的禮遇，正如作者才華橫溢，本該受到朝廷的重用，從而施展平生的抱負。可現實總是和理想相差太遠。昭君與樂天，均被疏遠——一個遠嫁大漠，一個寄身異鄉。“同是天涯淪落人”的坎坷命運，讓作者找到情感的共鳴，精神的皈依。借助于這首詩，白居易向我們傳達出了昭君之悲怨，同時間接寫出了自己之胸臆——雖為借古詠懷，卻是詩人真摯情感的自然流露。

　　三、情理并現——是感傷也是諷喻

　　白居易在《與元九書》中說：“詩者，根情，苗言，華聲，實義。”情是詩之根，義是詩之實，二者指的是詩的情感和義理。在這首《昭君怨》中，白居易正是由情發端，最后歸于義理的。從全詩來看，白居易對昭君表現出深切的同情，同時也借昭君抒發出了壓抑于心中的怨恨，但這還不是作者的最終目的，他要通過詩歌這種藝術形式來“美刺”時政，以實現自己的詩歌創作理想。在《與元九書》中，白居易對自己的詩作進行了簡要的分類，他說：“凡所適、所感，關于美刺興比者……因事立題，題為新樂府者……謂之‘諷諭詩’；又有事物牽于外，情理動于內，隨感遇而形于嘆詠者……謂之‘感傷詩’。”這首《昭君怨》，作者將其歸入“感傷詩”一類。筆者認為，本詩寫于作者被貶為江州司馬之后，其人生經歷了巨大的轉折，內心難免有感時傷事的情緒；同時，除了這種個人的哀怨之外，我們也能看到作者對封建君王薄情寡恩、不辨美丑的指斥，歸結起來可以說這首《昭君怨》兼有感傷、諷喻雙重特色。感傷，是為抒寫一己之懷抱；諷喻，是為達到美刺時政的目的，二者并不矛盾。

　　相較白居易以前詩人的作品，這首詩的一大亮點是：將造成昭君不幸命運的根本原因歸結到最高統治者漢元帝身上——“自是君恩薄如紙，不須一向恨丹青”。蔣方教授在《昭君與唐詩》中指出：“白居易公然表示不同意長期以來對畫師的譴責，他指出昭君美而被棄的原因應是君主不識賢庸，又缺恩少義，批判尖銳而詞鋒銳利。”白居易結合切身經歷，將批判的矛頭指向了最高統治者，相較于杜甫《詠懷古跡》中的“畫圖省識春風面，環佩空歸月夜魂”的隱晦的批評，白居易不避嫌疑、平白直露的表達是對自己倡導的詩歌“諷喻”功能的大膽實踐，這在當時來說，無疑是需要膽識和勇氣的。

　　四、結語

　　白居易利用了昭君出塞這一歷史題材，但卻不受歷史事實本身的局限。他勇于探索，推陳出新，對昭君這一文學形象的內涵進行了深入發掘，既隱喻了自身懷才不遇的悲憤，同時不忘對統治者加以勸諫，而后者也是他對自己詩歌創作理想的積極踐行，從而使這首詩達到了敘事、抒情與說理的完美融合。宋代偉大的改革家和文學家王安石所寫的兩首《明妃曲》中分別出現了“意態由來畫不成，當時枉殺毛延壽”以及“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的詩句，其中多少是受了白詩的影響吧。

　　注釋：

　　[1]蔣方:《昭君與唐詩》,《昭君文化高層論壇論文集》,第364頁。

　　霍松林:《詩的形象及其他》,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第108頁。

　　參考文獻：

　　[1]白居易.白居易集[M].北京：中華書局，1979.

　　[2]王安石.王文公文集[M].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3]杜甫.杜工部詩集[M].北京：中華書局，1957.

　　[4]儲大泓.歷代詠史詩選注[M].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1990.

　　[5]周曉音.論白居易對詩歌功能的體認[J].南京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06，（1）.

　　[6]高敏，李淑榮.白居易詩歌理論評述[J].現代語文（文學研究版），200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