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恨歌》是白居易詩作中膾炙人口的名篇，作于元和元年(806)，當時詩人正在盩厔縣(今陜西周至)任縣尉。這首詩是他和友人陳鴻、王質(zhì)夫同游仙游寺，有感于唐玄宗、楊貴妃的故事而創(chuàng)作的。

　　唐代有作為的風流天子李隆基和傾國傾城的大美人楊玉環(huán)之間的愛情因為故事本身曲折離奇而極富傳奇色彩，加之事關大唐國運，非同尋常，所以自故事發(fā)生時起就成為詩家關注的題材。清人張采田云：“楊貴妃馬嵬之變，千古傷心之事也。唐人彰之詩篇，或嘲或刺，或憐或憫，美矣，備矣!”(《玉溪生年譜會箋》)其實豈止唐人，自唐代到今天，評論此事的作品形成了一個規(guī)?？捎^、意蘊豐富的文本系列。

　　在唐貞元、元和之際，伴隨著傳奇小說的蓬勃發(fā)展，詩壇也出現(xiàn)了一些帶有故事性、抒情性的長篇敘事詩，如元稹的《琵琶歌》、《連昌宮詞》，李紳的《悲喜才》，劉禹錫的《泰娘歌》等等。被白居易歸入“感傷”類的《長恨歌》和《琵琶行》乃是這些作品中最優(yōu)秀的兩篇。①“一篇長恨有風情”，《長恨歌》創(chuàng)作史結束之日，便是其聲譽鵲起的效果史開始之時。然而，中唐至五代的接受者有三種態(tài)度：歌女誦唱，選家不錄，評家毀多于譽。這與不同階層的接受差異有關，也可以說這是雅俗審美取向之別，白居易的詩歌主張突出強調(diào)通俗性和寫實性，這點符合大眾的審美，而對唐代選家和評家來說卻認為其作品低俗，難登大雅之堂，所以《長恨歌》先是得到平民的肯定而后一點點升為“古今第一長歌”。

　　相傳唐宣宗《吊白居易》詩曰：“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天寶后，李楊故事盛傳民間。《長恨歌》的誕生，乃希代之事遇出世之才的結晶：故事哀感頑艷，情思纏綿悱惻，語言明麗圓暢，聲韻和諧婉轉;故歌女爭唱，借以增價。

　　有唐一代，沉默的選家加嚴厲的評家，表明此作在當時只有流行性而無經(jīng)典性，沒有真正進入“理想讀者”的審美視野。對這篇敘事杰作的藝術成就，詩評家毫無知覺，更表明當時尚未確立敘事詩觀念。

　　兩宋三百年是《長恨歌》接受史的第一個高潮。田錫成為北宋白詩的第一個知音，其《貽陳季和書》寫道：“樂天有《長恨詞》、《霓裳曲》，五十諷諫，出人意表。大儒端士，誰敢非之!”把《長恨歌》置于經(jīng)典地位。宋詩家評《長恨歌》：“無監(jiān)戒規(guī)諷之意”。古文家曾鞏首開其端，他把《長恨歌》、《津陽門詩》與《連昌宮詞》相比，認為后者不獨詩詞富艷，且究治亂之由，故“稹之敘事，遠過二子”(《潘子真詩話》)。北宋末張邦基《墨莊漫錄》亦云：“予以謂微之之作過樂天。白之《歌》止于荒淫之語，終篇無所規(guī)正。元之《詞》，乃微而顯，其荒縱之意皆可考，卒章乃不忘箴諷，為優(yōu)。”稍后，洪邁《容齋隨筆》認為：“……《連昌宮詞》、《長恨歌》，皆膾炙人口，使讀之者情性蕩搖，如身生其時，親見其事;殆未易以優(yōu)劣論也。然《長恨歌》不過述明皇追愴貴妃始末，無他激揚，不若《連昌詞》有監(jiān)戒規(guī)諷之意。” “一篇不如數(shù)句”。唐人詠李楊故事者多矣，既有長篇歌行，更有短篇的律絕。在宋人看來，敘事詳贍的《長恨歌》不僅不如“唱嘆出之”的《哀江頭》，甚至還不如寥寥數(shù)句的律體與絕句。

　　在明代《長恨歌》被推為“古今長歌第一”。滹南老人對白詩及敘事長篇的高度評價已見出轉機，《滹南詩話》曰：“樂天之詩，情致曲盡，入人肝脾，隨物賦形，所在充滿，殆與元氣相侔。至長韻大篇，動數(shù)百千言，而順適愜當，句句如一，無爭張牽強之態(tài)。此豈�斷吟須悲鳴口吻者之所能至哉!而世或以淺易輕之，蓋不足與言矣。”此論上與宋人固見針鋒相對，下為明代評家導夫先路。進入元、明之際，《長恨歌》問世已近七百年，時間使作品獲得古典的威嚴，但最主要的原因還是思想領域呈現(xiàn)出活躍松動的態(tài)勢。元朝是我國歷史上第一個由少數(shù)民族的統(tǒng)治者建立的統(tǒng)一政權，它對廣大漢族地區(qū)的占領和統(tǒng)治，明顯具有民族掠奪性質(zhì)。在這種大的環(huán)境下，各族人民既有斗爭，更有溝通、融合。元朝立國，程朱理學的統(tǒng)治地位得到確認。然而，儒學聲勢的顯赫卻掩蓋不了其影響力日益下降的趨向，因為元朝統(tǒng)治階級的上層，來自不同的民族，他們在利用正統(tǒng)的儒家學說鞏固統(tǒng)治的同時，也尊崇各族固有的宗教信仰。因此，佛教、道教，乃至伊斯蘭教和基督教，在中原地區(qū)同樣得到發(fā)展。信仰的多元化，削弱了儒家思想在群眾中的影響。

　　進入明代，王守仁“心學”和禪學的興起，更進一步打破了程朱理學的僵化統(tǒng)治，沖擊了圣經(jīng)賢傳的神圣地位，人們開始面向現(xiàn)實，注重用通俗的語言，真實而細致地開掘和表現(xiàn)人的心靈。而且，文學創(chuàng)作隨著接受對象的下層化，市民化而更加面對現(xiàn)實，創(chuàng)作主體精神更加高揚，從而突出了個性和人欲的表露，這之間敘事文學達到全面成熟。評家便以全新的眼光看待這篇敘事佳作。明初瞿佑得風氣之先，《歸田詩話》曰：“樂天《長恨歌》凡一百二十句，讀者不厭其長;元微之《行宮詩》四句，讀者不覺其短，文章之妙也。”瞿氏針對宋人“長不如短”的偏見，力主“長短各宜”之說，賦予敘事長篇應有的藝術地位，進而認為《長恨歌》已臻長篇妙境。隨著敘事詩觀念的深入和對《長恨歌》藝術地位的認識，戲曲評論家何良俊進而對唐代歌行，尤其是敘事歌行作系統(tǒng)考察后寫道：“初唐人歌行，蓋相沿梁陳之體，仿佛徐孝穆、江總持諸作，雖極其綺麗，然不過將浮艷之詞模仿湊合耳。至如白太傅《長恨歌》、《琵琶行》，元相《連昌宮詞》，皆是直陳時事，而鋪寫詳密，宛如畫出，使令世人讀之，猶可想見當時之事，余以為當為古今長歌第一。”(《四友齋叢說》卷二十五《詩》二)。專家評說：此論標志著古代敘事詩批評的確立與形成。白居易敘事歌行的藝術價值在元雜劇中已得到重視。社會現(xiàn)實、歷史傳說和文學故事是元雜劇的三大創(chuàng)作來源?！堕L恨歌》以其感人心魄的故事和富于戲劇性的沖突，為雜劇家看好，改編之作絡繹不絕。最具代表性的要說是白樸的《梧桐雨》，全名《唐明皇秋夜梧桐雨》，取材于唐人陳鴻《長恨歌傳》，題目取自白居易《長恨歌》"秋雨梧桐葉落時"詩句。前人對此劇評價甚高,清人李調(diào)元說:“元人詠馬嵬事無慮數(shù)十家,白仁甫《梧桐雨》劇為最”(《雨村曲話》)。此劇對清人洪�的傳奇戲曲《長生殿》影響很大?！堕L生殿》又成為《長恨歌》接受史中的一個亮點。

　　堯斯說：“一種過去文學的復歸，僅僅取決于新的接受是否恢復其現(xiàn)實性，取決于一種變化了的審美態(tài)度是否愿意轉回去對過去作品再予欣賞，或者文學演變的一個新階段出乎意料地把一束光投到被遺忘的文學上，使人們從過去沒有留心的文學中找到某些東西。” ② 明代敘事詩批評的形成與《長恨歌》及《孔雀東南飛》等杰作的藝術價值的發(fā)現(xiàn)和藝術地位的確認，為堯斯的論斷提供了一個生動的中國詩歌接受史的實例。

　　《長恨歌》千年接受史，至清代三百年進入多元接受、詩學探索的更高階段，這也是古代敘事詩批評深入發(fā)展的新階段。清代是中國最后的一代封建王朝，一個少數(shù)民族貴族集團經(jīng)過武力征服而建立的封建王朝。中國文學歷史悠久，到清代已經(jīng)經(jīng)過數(shù)度變遷，數(shù)度形態(tài)各異的輝煌，有著豐厚而多彩的歷史積累，社會的和文化的種種背景，造就了有清一代文學獨特的歷史特征。舉凡以往各代曾經(jīng)盛行過、輝煌過的文學樣式，如：詩、古文、詞、駢文和新興的小說、戲曲，大都在清代文壇上占有一席之地。

　　“一代興亡說太真，詩騷論斷總無因。”詩人們對李楊故事特別是馬嵬之變的所有看法，都是仁智各見的一家之言。歷史可能比詩人的想象還要復雜。不過這些見解無論高低優(yōu)劣，都能給我們有益的啟迪。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考察從唐代到清代乃至當代的重要文本，我們能夠明顯感覺到中國人觀念的進步，即對傳統(tǒng)道德觀念的質(zhì)疑越來越多，詩人們更看重個體的價值、愛情的價值，體現(xiàn)出人性解放的歷史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