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的作品，在作者在世時就已廣為流傳于社會各地各階層，乃至外國，如新羅、日本等地，產生很大的影響。

　　人生哲學

　　白居易在《與元九書》里，描述他的人生哲學是“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認為應當堅守自己的理想，以等待適當時機到來。當時機來臨時，就要努力實踐自己的理想，反映在詩文上，就是“諷諭詩”的創作;時機沒有來臨，就好好修養自己，反映在詩文上，就是知足保和的“閑適詩”的創作。

　　白居易的個人修養，可用“知足”二字概括。陳寅恪認為白居易的“知足”思想，是源于老子“知足不辱”的想法。白居易的知足思想也常表現在詩文之中，例如當他擔任校書郎時“俸錢萬六千，月給亦有余”，其后官職調動而調整俸祿時，白居易也多有詩文記載，大多也都能反映其知足常樂之情，例如：任左拾遺“月慚諫紙二千張，歲愧俸錢三十萬”、任太子賓客分司“俸錢八九萬，給受無虛月”、任太子少傅“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雇我做閑人”，退休(致仕)后領取半俸“全家遁此曾無悶，半俸資身亦有余”“壽及七十五，俸占五十千”。從最初的月俸一萬六千錢，至最高的月俸十萬錢，以及退休后的月俸五萬錢，白居易大多都表現出知足的心態。即使是被貶謫至江州司馬，處于極不得志的時期，他仍能說出“今雖謫在遠郡，而官品至第五，月俸四五萬，寒有衣、饑有食，給身之外施及家人，亦可謂不負白氏之子矣!”以此自我寬解。

　　交友

　　白居易與元稹是好友，兩人對于詩文的功能有相似的認識，故而成為新樂府運動的戰友;同時兩人作詩才能相匹敵，因而常以唱和為戲。白居易曾用“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來形容兩人的交情。白居易晚年常居洛陽，與劉禹錫時常唱和往來。

　　風流韻事

　　唐時社會風氣開放，官員宴飲之時以歌妓陪伴的風氣興盛，當時政令風氣與后世大不相同。白居易曾蓄有多名歌妓，最出名的是樊素，見于《舊唐書?白居易傳》。白居易本身對歌妓并不忌諱，關于歌妓的描述常見于他的詩歌之中，如《與元九書》、《對酒吟》、《江南喜逢蕭九徹，因話長安舊游，戲贈五十韻》等。白居易好友元稹、劉禹錫相互贈答詩文中，亦有關于歌妓的描繪：如元稹曾邀白居易的歌妓商玲瓏至越州，商玲瓏返回時，元稹并有詩贈白居易。白居易杭州刺史卸任后，曾帶杭州的歌妓回洛陽，這些歌妓后來返回杭州，劉禹錫曾有“其奈錢塘蘇小小，憶君淚點石榴裙”的詩句描繪這些歌妓對白居易的思念。

　　白居易與歌妓的往來，也使他受到許多批評。宋朝的龔明之認為白居易與歌妓來往，代表他荒廢政務。曾因胡風事件而廣受爭議的舒蕪，指責白居易狎妓是不尊重女性，引起廣泛討論。石繼航認為這些對白居易的指責“大有斗倒批臭之勢”，且舒蕪引用時看錯字，可能因此而造成解讀上的誤解。石繼航并且指出白居易與家妓樊素和小蠻感情良好，雖未知有否越軌事，然即使有，亦非狎玩，可說是兩情相悅，故而白居易與妓之事，實非重要，且其時文人幾乎皆有，不應獨責白居易。晚年白居易將所有的歌妓放還，作了許多回憶的詩文，對這些歌妓多充滿了濃厚的念舊之情。蘇軾晚年被貶謫時，曾經嘉許王朝云能“不似楊枝別樂天”，愿意隨著自己前往嶺南。由此亦可見至少在宋朝，大多文人不將養歌妓視為卑猥之事。

　　民間形象

　　宋朝僧人惠洪在《冷齋夜話》記載：“白居易每次寫詩，都讓一位老太太先讀。老太太能讀懂，則將詩收錄下來;若不能讀懂，則改寫其文句。因此唐末的詩鄙俗而多俚語。”關于這一則記事，歷代不少人懷疑其真實性，例如《唐宋詩醇》、胡適、葉慶炳。然而胡適、葉慶炳亦引述這則記事，作為白居易有意以口語入詩的旁證。可能也是因為白居易詩歌具有淺顯為大眾了解的特性，張為在《詩人主客圖序》中稱白居易是廣大教化主。

　　唐代對白居易評價

　　唐宣宗有吊白居易詩：“綴玉聯珠六十年，誰教冥路作詩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無為字樂天。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滿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愴然。”此詩可作為白居易一生的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