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的作品,在作者在世時就已廣為流傳于社會各地各階層,乃至外國,如新羅、日本等地,產生很大的影響。

人生哲學
白居易在《與元九書》里,描述他的人生哲學是“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認為應當堅守自己的理想,以等待適當時機到來。當時機來臨時,就要努力實踐自己的理想,反映在詩文上,就是“諷諭詩”的創作;時機沒有來臨,就好好修養自己,反映在詩文上,就是知足保和的“閑適詩”的創作。
白居易的個人修養,可用“知足”二字概括。陳寅恪認為白居易的“知足”思想,是源于老子“知足不辱”的想法。白居易的知足思想也常表現在詩文之中,例如當他擔任校書郎時“俸錢萬六千,月給亦有余”,其后官職調動而調整俸祿時,白居易也多有詩文記載,大多也都能反映其知足常樂之情,例如:任左拾遺“月慚諫紙二千張,歲愧俸錢三十萬”、任太子賓客分司“俸錢八九萬,給受無虛月”、任太子少傅“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雇我做閑人”,退休(致仕)后領取半俸“全家遁此曾無悶,半俸資身亦有余”“壽及七十五,俸占五十千”。從最初的月俸一萬六千錢,至最高的月俸十萬錢,以及退休后的月俸五萬錢,白居易大多都表現出知足的心態。即使是被貶謫至江州司馬,處于極不得志的時期,他仍能說出“今雖謫在遠郡,而官品至第五,月俸四五萬,寒有衣、饑有食,給身之外施及家人,亦可謂不負白氏之子矣!”以此自我寬解。
交友
白居易與元稹是好友,兩人對于詩文的功能有相似的認識,故而成為新樂府運動的戰友;同時兩人作詩才能相匹敵,因而常以唱和為戲。白居易曾用“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來形容兩人的交情。白居易晚年常居洛陽,與劉禹錫時常唱和往來。
風流韻事
唐時社會風氣開放,官員宴飲之時以歌妓陪伴的風氣興盛,當時政令風氣與后世大不相同。白居易曾蓄有多名歌妓,最出名的是樊素,見于《舊唐書?白居易傳》。白居易本身對歌妓并不忌諱,關于歌妓的描述常見于他的詩歌之中,如《與元九書》、《對酒吟》、《江南喜逢蕭九徹,因話長安舊游,戲贈五十韻》等。白居易好友元稹、劉禹錫相互贈答詩文中,亦有關于歌妓的描繪:如元稹曾邀白居易的歌妓商玲瓏至越州,商玲瓏返回時,元稹并有詩贈白居易。白居易杭州刺史卸任后,曾帶杭州的歌妓回洛陽,這些歌妓后來返回杭州,劉禹錫曾有“其奈錢塘蘇小小,憶君淚點石榴裙”的詩句描繪這些歌妓對白居易的思念。
白居易與歌妓的往來,也使他受到許多批評。宋朝的龔明之認為白居易與歌妓來往,代表他荒廢政務。曾因胡風事件而廣受爭議的舒蕪,指責白居易狎妓是不尊重女性,引起廣泛討論。石繼航認為這些對白居易的指責“大有斗倒批臭之勢”,且舒蕪引用時看錯字,可能因此而造成解讀上的誤解。石繼航并且指出白居易與家妓樊素和小蠻感情良好,雖未知有否越軌事,然即使有,亦非狎玩,可說是兩情相悅,故而白居易與妓之事,實非重要,且其時文人幾乎皆有,不應獨責白居易。晚年白居易將所有的歌妓放還,作了許多回憶的詩文,對這些歌妓多充滿了濃厚的念舊之情。蘇軾晚年被貶謫時,曾經嘉許王朝云能“不似楊枝別樂天”,愿意隨著自己前往嶺南。由此亦可見至少在宋朝,大多文人不將養歌妓視為卑猥之事。
民間形象
宋朝僧人惠洪在《冷齋夜話》記載:“白居易每次寫詩,都讓一位老太太先讀。老太太能讀懂,則將詩收錄下來;若不能讀懂,則改寫其文句。因此唐末的詩鄙俗而多俚語。”關于這一則記事,歷代不少人懷疑其真實性,例如《唐宋詩醇》、胡適、葉慶炳。然而胡適、葉慶炳亦引述這則記事,作為白居易有意以口語入詩的旁證。可能也是因為白居易詩歌具有淺顯為大眾了解的特性,張為在《詩人主客圖序》中稱白居易是廣大教化主。
唐代對白居易評價
唐宣宗有吊白居易詩:“綴玉聯珠六十年,誰教冥路作詩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無為字樂天。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滿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愴然。”此詩可作為白居易一生的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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