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詩一向被稱為“淺切”（李肇《國史補》卷下）、“俗”（蘇軾《祭柳子玉文》，《東坡前集》卷三五），甚至有“老嫗能解”之說（惠洪《冷齋夜話》）。這些評論和傳說都是就白詩的整體印象而言，而且有夸大貶斥之意。“老嫗能解”更明顯出于宋人臆造，與白詩的實際情況完全不符。白詩按照作者本人所劃分的類別，其語言運用和風格也存在著一定區別。其中，在語言斟酌上用力最多的，當屬諷諭詩和長篇排律（當然，與白居易的藝術天性更為吻合、寫得最為優美的應該是《長恨歌》、《琵琶行》等長篇歌行）；寫得比較隨意的，則是閑適詩和其他律體詩。

　　諷諭詩按詩體原分為兩部分：“古調詩五言”和“新樂府雜言”，被作者本人分別編入《白氏文集》的卷一、二和卷三、四（1）。諷諭詩被作者視同諫章，“上以廣宸聰，副憂勤，次以酬恩獎，塞言責”（白居易《與元九書》，《白居易集》卷四五），其直接言說對象為君主和整個官僚階層，由作者賦予了這樣嚴肅的意義，在語言運用上當然不可能十分隨意；除了體現作者的言責和思想外，還必須能夠體現合于作者詞臣身份的遠高于一般水平的文學修養，在文采上至少不能輸于其他文人詩作或章奏表狀，此外還要合于官場交際和政治話語的規范 （2）。只有這樣，才能達到它的政治和文學效果。

　　白居易在《新樂府序》中對語言運用提出過明確要求：“其辭質而徑，欲見之者易諭也。其言直而切，欲聞之者深誡也。”《新樂府序》全篇其實都是言必有據，這里提出的質、徑、直、切四條標準都有來歷，其涵義與所謂“俚俗”絕不相同。《荀子性惡》稱：“少言則徑而省。”《論衡正說》有所謂“徑直之文”。《漢書司馬遷傳》稱司馬遷有良史之才，“辯而不華，質而不俚”（3）。《文心雕龍明詩》稱古詩“直而不野”，“怊悵切情”，《體性》贊賞“辭直義暢，切理厭心”，《比興》謂“比興雖繁，以切至為貴”。根據以上典據，可知“質”的意思是質實、真實，“徑”的意思是不費言、不迂曲，“直”的意思是坦直真率，“ 切”的意思是表達（包括運用比興等手法）真切易曉。這四條標準都是就文人創作傳統而言，并且以某些經典作品為典范。它所排斥的，僅僅是文人創作傳統中的另一類華麗、空洞、繁縟、迂曲的風格；不但不排斥典雅莊重的風格，相反，恰恰要以它的方式努力達到這一風格。此外還應注意，《新樂府序》所言還不能涵括諷諭詩中的另兩卷五言古詩，五言古詩中由于包含大量興寄體作品，其風格當然更顯得古雅典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