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立秋，今天立馬大雨傾盆，澆去了夏的酷熱。有時候想想其實改革也是這么回事，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老百姓生活的水生火熱，受不了了，改革之路就像一場大雨應運而生。我本人特別喜歡看改革方面的書籍事例，從商鞅變法到全面深化改革，中國歷史上重要的改革事件，我都花時間研究過，剛好可以結合起來談談神圣羅馬帝國中宗教改革。

　　詹姆斯·布萊斯在第十九章中花了很大篇幅講述了宗教改革對帝國的影響。在宗教改革出現的時期，帝國的皇帝是查理五世，可以說他是中世紀神圣羅馬帝國的最后一位皇帝。談及他時，書中有這么一段描述，“本人對于舊教的傾向，除開他是歐洲最頑固的家族中的君主，他的皇位必然使他成為教皇的同盟者”。這位皇帝很奇怪，在總結改革之初的帝國會議上，是對改革持反對意見，而后不斷的搖擺。而對于宗教改革的性質，他的定義是“有人認為宗教改革是俗人對教士的一種反抗，或者是條頓諸族對意大利人的反抗，或者歐洲君主國對教皇們的世界君主國的反抗。”但不管怎樣，宗教改革最后所確定的“教隨國定”的政策，加速了德意志民族的大分裂，因為這項原則重申并鞏固了德意志中世紀領地邦國的分割狀態，致使各地自雄的教俗諸侯成為德意志歷史發展的主導力量。大的領地諸侯不僅像國王一樣享有收稅、鑄幣、司法權和軍事權；“教隨國定”之后，他們又有了確立宗教信仰的權利。但另一方面，也可以說宗教革命打擊了天主教會的神權統治，剝奪了教會在各國的政治、經濟特權，各國王權得到加強，有利于民族國家的發展。

　　所以，經過這場雷聲大雨點小的改革后，神圣羅馬帝國終于有了“教隨國定”，有點類似于之前論述的中國歷史上的“三武滅佛”。但性質卻從根本上不同。神圣羅馬帝國改革的初衷是打擊教權，鞏固皇權。但是一番改革之后，教權雖受到削弱，但皇權也因此分散，完全就像金庸小說中的“七傷拳”——殺敵一千自損八百。這讓我想起了上世紀80年代蘇聯改革，戈爾巴喬夫“改革與新思維”試圖從根本上重建社會主義價值觀念和政治體系，徹底擯棄斯大林留下的政治體制遺產，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但驟然放開的輿論氛圍使公眾茫然不知所措，同時，一系列措施的出臺引起了社會矛盾的激化，當時蘇聯社會并沒有做好相應的準備，而賴以生存的政體也從聯邦變成了松散的邦聯，最終積重難返難逃解體命運。

　　戈爾巴喬夫把改革失敗歸結于兩點：一是起步太晚，二是準備倉促。可以看出，改革必須因勢利導，急不得也緩不得，一步一個腳印，穩打穩扎才行。神圣羅馬帝國的宗教改革，讓帝國和宗教都收到沉重的打擊，而最后受益者是為數不多的大諸侯，大量的小諸侯和自由城市在歷史進程中消失，大的諸侯在后來的發展中逐漸合并或者完全獨立以形成一個新的國家。所以，用一句成語形容，鷸蚌相爭漁翁得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