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最“牛”的禮儀，就是迎奉湖北安陸的朱厚熜到北京當皇帝。這禮儀被稱為“接駕”。為什么要稱為“接駕”，而不稱為“迎駕”呢？

　　“迎接”是并列合成詞。它是由兩個意義相近的語素“迎”和“接”組成。詞意是先期前往等候客人到來。“迎”和“接”兩個語素雖說意義相近，但單獨用起來卻有很大的差別。其一，“迎”從足；“接”從手。其二，“迎”與“接”在作為單個的詞使用時，距離上有差別。“迎”的距離相對于“接”的距離要短一些，有趨前的意思；而“接”的距離相對長一些，需車馬勞頓。具體說，“迎駕”只是在皇宮或京城范圍的一種禮儀；而“接駕”，就應該是此地域到彼地域之間的一種禮儀。這種儀式，似乎是禮儀大典所沒有的，只針對于朱厚熜這位特殊承接皇位的人。他是在正德十六年（1521年）遵祖訓“兄終弟及”，被從遠離京城上千里的安陸（嘉靖十年更名“鐘祥”）請到京城當皇帝的。換言之，“接駕”是“迎駕”禮儀中一特例，在歷朝歷代的禮儀中盡顯其“牛”。

　　奉迎嗣主，按照大明祖制規定，必須由中貴勛戚及內閣要員偕行。勛戚派定張皇太后的弟弟、壽寧王張鶴齡、定國公徐光祚及附馬都尉崔元，中官派定谷大用、韋彬、張錦，部臣派定禮部尚書毛澄。而在內閣要員中，除楊廷和外，要算蔣冕、梁儲二人資望最高。楊廷和剛剛掌權，朝廷穩定重如泰山，根本無暇親身出使。便安排了大學士梁儲為“接駕”的班子成員，眾官員一路南下，迎接新帝。這個“接駕”的班底，《明史》有記載：“十六年三月辛酉，未除服，特命襲封。丙寅，武宗崩，無嗣，慈壽皇太后與大學士楊廷和定策，遣太監谷大用、韋彬、張錦，大學士梁儲，定國公徐光祚，駙馬都尉崔元，禮部尚書毛澄，以遺詔迎王于興邸。”

　　至于到了興邸如何宣讀遺詔等諸多禮儀，這是封建禮制中有明確規定的，不必細說。

　　值得一說的是，世宗朱厚熜經過漢陽，這個集府治、縣治于一處，且長江對岸住著楚王的地方，該如何行“接駕”之禮？地處漢陽的探駕巷、報駕巷、接駕嘴以及東西湖地區的接駕河可以探尋到部分“接駕”禮儀的信息。

　　探駕巷、報駕巷告訴我們，除由慈壽皇太后與大學士楊廷和定策安排的由皇親國戚、內閣及中官組成的“接駕”領導班子外，另外還有擔任著“探駕”和“報駕”的兩個工作班子。“探駕”的班底是臨時由楚王府、漢陽府等地方政府組成的一個接待班子，負責安排如何迎接世宗朱厚熜等禮儀及“接駕”的大隊人馬的吃、住、行。而“報駕”的工作班底應由禮部官員、御史及錦衣衛組成，預報世宗朱厚熜的行徑，檢查沿路的安全設防，監察藩王、地方官的表現及吃、住、行的物質準備情況。

　　而漢陽接駕嘴這個地名告訴我們，楚王府、漢陽府等一干人等，只能“迎”，而不能“接”世宗朱厚熜，也就是說無論你是王爺也好，還是漢陽府的'地方官也好，只能在指定的地點等候世宗朱厚熜的到來，而不能提前到奓山或什么地方將皇上接過來，再過漢水北去。而東西湖的接駕河則告訴我們，你楚王爺及一品夫人，送只能將世宗皇上送到這兒，你就告辭回你的楚王府去吧。對于楚王府、漢陽府的一干人來說，實質上是一次“迎駕”的過程，但這是整個“接駕”禮儀中的一個環節，所以后人，就將漢陽大別鎮一帶稱之為“接駕嘴”，這是后話，暫且不提。

　　說“接駕”禮儀“牛”，還有一點，就是世宗朱厚熜到了京城外，該從哪個門進皇宮，連吳太后及大學士楊廷和都犯難。如果是某皇上御駕親征回京，自然是開大明門迎駕。而朱厚熜，按當時的身份地位來說，只是由一個王爺升格的準皇帝，對于在禮儀上如何迎接準皇帝，在禮儀大典上是找不到依據的。最后，只有依了朱厚熜，按皇帝禮儀從大明門進皇宮。他的話也說得很在理：“你們是讓我來是當皇帝的，不是做太子的，怎么能從偏門進呢？”《明史?本紀第十七世宗一》是這樣記述這段史實的“癸卯，至京師，止于郊外。禮官具儀，請如皇太子即位禮。王顧長史袁宗皋曰：‘遺詔以我嗣皇帝位，非皇子也。’大學士楊廷和等請如禮臣所具儀，由東安門入居文華殿，擇日登極。不允。會皇太后趣群臣上箋勸進，乃即郊外受箋。是日日中，入自大明門，遣官告宗廟社稷，謁大行皇帝幾筵，朝皇太后，出御奉天殿，即皇帝位。”而作家劉富道是這樣理解這段話的：“明史上還說，他（指朱厚熜）到京郊后，還謙虛了一番。他說，遺詔要我繼承皇帝位，而我不是皇長子，他不同意登基。皇太后于是催促群臣上書勸他登基，他才勉強接受了皇位”。看來，我們的作家，將歷史當成小說在寫了，完全按自己的思維方式行事。

　　從整個“接駕”過程來看，你能說這樣的“禮儀”不“牛”嗎？是夠“牛”了的。由此“牛”的“接駕”之禮，延伸到后來“大禮之爭”，朝廷里真可謂被鬧得個天翻地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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