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社群主義和自由主義之爭的全面反思

　　因而，就本書而言，我們甚至不能簡單地將丹尼爾·貝爾歸入純粹社群主義者的行列之中。他對公共領域規范失效的警覺，對自由價值實施過程中種種弊端的剖析，對歷史源流的辨識與信賴，其實都是在社群主義與自由主義互為依照的前提下，重新審視當代社會制度和道德倫理的一次非凡的嘗試。

一、自由價值的結構轉型

　　傳統自由主義倡導一種普適的自由觀念，其核心信條是要求人們從牽一發而動全身的社會網絡關系中抽身而出，從而達到不受任何政治派系、任何思想意識形態、任何社會責任和義務左右的元獨立境界。姑且不論這種以尊重人權為名的社會學說在維護個人的基本尊嚴方面所做出的巨大貢獻，從邏輯檢驗的角度來看，自由主義明確追求的最高利益，不可避免地帶有先驗論的調子。他們排斥社會大背景的價值信念基礎是基于兩個方面的前提而做出的：其一是認定自我具有一種凌駕于整個社會約束機制之上的不可侵犯性；其二是認定自我命運是在理性思維的感召之下做出的自主取舍。前者使自由價值觀成為一種帶根本性的，整個社會利益都無法與之匹敵的最高理念；后者則導致歷史的流程完全淪為個人話語的奴隸，從而使社會文化背景的急劇分化成為名正言順的事。究其實質，自由價值觀都體現出其學說言述者的某種學術偏執，即簡單粗暴地將人的兩種構成性義涵——社會人維度和自然人維度——剝離開來，其直接后果是促使公共精神危機的進一步加劇。

　　雖然我們不得不承認，在左右兩種極權主義盛行的二十世紀，自由主義作為一種首先把人當人看的政治學說在反權威主義、反獨斷主義、反蒙昧主義的思想解放運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但這并不能就此推委其在學說構建和內在理路中的部分缺陷。社群主義者與自由主義者的意見分歧，很大程度上在于由于他們堅持奉行在人生寄托與社會生態之間自然形成的攻守同盟原則。丹尼爾·貝爾通過日常生活事件的引證，強調社群結構的存在合理性。既然置身于當代文化氛圍中的我們，注定要承受這個世界所給予我們民族身份和集體無意識，那么，排除任何有價值的社群，將社群與邪惡勢力做一種想當然的重疊就難免有失偏頗。身份的在場刻劃了我們每個人的價值觀；作為一種定位系統，它以復雜的道德模式設定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宗法制度、政治律令和實踐方式，它們構成了我們“此在”的生活的先決條件。此種道德模式與現代民主觀念之間的齟齬之處一直是備受攻擊之點。反對派精心闡述的自由觀最不能容忍的是專制與強迫，于是，理性的選擇成為論說者竭力要爭取的首要權利。于此，丹尼爾·貝爾在保證了價值的選擇權之后，對自由主義的價值尺度提出了質疑：“你拿選擇與強迫作對比，好像一個行動不是經過選擇的就是被迫的。”而選擇與強迫的二元對立恰恰正是自由主義學說中一個不易察覺的邏輯紕漏。

　　自由主義者同時又是一群理想主義者，他們常常把目光投向遙遠的未來，寄希望于全方位的民主社會的達成。丹尼爾·貝爾通過日常情境的話語解析，雄辯地反詰，人與人之間的等值觀念是否是一種假設的學說？而我們絕大多數的選擇又何嘗不是一次下意識的行為？在貝爾的視野中，逍遙騎士或許只是與現實脫鉤的夢想，社群及其價值問題是不可化約的人類文化基因，因其與社會運作和個人日常生活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盡管遭到自由意志論者哈耶克和諾奇克的猛烈抨擊，羅爾斯的《正義論》仍被公認為是自由主義發展到一個新階段的里程碑式著作。羅爾斯對國家分配制度、正義保障制度的價值訴求和目標轉換表明，社群主義元素已經滲入到自由主義的知識構架之中，并使自由主義的面貌為之煥然一新。羅爾斯予以詳盡論證的正義理論與社會的基本結構有一種同構關系，自由價值的結構性變動是以國家對不平等現象的干預為旨歸的。在此，我們可以說，羅爾斯的自由主義哲學體系已經由吁求機會均等的個人正義問題，向“如何縮小差別、重新調整利益分配的校正正義問題”轉變（見萬俊人《羅爾斯與其正義理想》，載《文景》第六輯）。《正義論》的一個基本論點即為：正義（justice）是判別社會構成方式是否合理的首要前提。設定這一理論基石意味著，社會體制已經取代個人體驗上升為羅爾斯的中心議題。當然，羅爾斯之所以沒有被“開除”出自由主義陣營之外，與他的初始立場息息相關。通過初始立場，羅爾斯捍衛了自由主義的普適性原則。這種原則的關鍵在于，它是超越國度、超越民族和語言界限、超越能力和責任的先驗自主權，是在一個更高的抽象層次上理解社會契約論。

　　丹尼爾·貝爾對自由價值的批判和轉換，直接依托于羅爾斯的正義理論；因而，將羅爾斯視作丹尼爾·貝爾的學術先導，為新一輪的社群主義理論建構鋪平了道路，應是對這兩類一直互相敵視的政治理論的一個全新的視角。

二、社群共識與啟蒙的終結

　　在肯定羅爾斯正義理論的社會意義，同時駁斥其初始立場的反社群意識形態的基礎上，丹尼爾·貝爾進一步闡明了社群共識強大的道德規范力量。不論是地區性社群、記憶性社群，還是心理性社群，共識作為支配社會運轉的功過基礎，它是普通人感情依附和道德判斷的基本認同框架。根據沃爾澤、麥金泰爾、泰勒和海德格爾的論述，正是由于具有構成特性的社群的存在，才使得人們的思考和行動變得有意義。它既是人類同呼吸共命運的感情紐帶，習俗與實踐的動力機制，更是個人正義的有效保障。自由主義者把選擇的權利看作目的本身，其直接的消極影響是忽視了人類生存境遇中的種種具體矛盾和難言之隱，具體說來即：家庭、民族、宗教、國家的社群界定被一種個人的支持所拋棄。社群共識的幻滅不僅是一個意識形態問題，更是牽涉到生活理念的一個實踐問題。集體的自私化、過度夸大的防衛意識、利益分配的爭奪戰，這就是我們置身其中的、以自由相標榜的現實世界。正是有感于社會失序所帶來的種種弊端，丹尼爾·貝爾開始反思自由主義理論在立場和方法上的不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