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之道》讀后感

　　當細細品完一本名著后，這次閱讀讓你有什么領悟呢？這時我們很有必要寫一篇讀后感了。可能你現在毫無頭緒吧，下面是小編整理的《君子之道》讀后感，供大家參考借鑒，希望可以幫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君子之道》讀后感1

　　余秋雨在《何謂文化》一書中，給文化下了一個定義，那便是：“文化是一種包含精神價值和生活方式的生態共同體。它通過積累與引導，創建集體人格”。而中華民族在集體人格方面的最獨特的文化標識便是君子。把君子作為人格理想，是中國文化獨有的特征。而做個君子，通俗意義上講，就是做最合格、最理想的中國人。

　　《君子之道》結合儒家與諸子百家的理解，在人格模式上，作者闡述了君子之道。儒家用一種劃界確定法，將君子與小人定義出來。小人作為君子的對立面，如影相隨。它們既可以存在于不同人群之間，也存在于同一人群，用可以存在于同一人身上。每個人身上既有君子的一面，又有小人的一面。每時每刻，這兩個“我”都在斗爭。西方的弗洛伊德說，每個人的潛意識里都有自我、本我與超我。人本身就是一個矛盾的結合體。哲學家阿德勒說過，“人生就是自卑與自我超越的博弈。”這種博弈的直接體現便是我們所倡導的修身養性。比如，“三人行，必有吾師”，“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省”，以及“一日三省其身”等。在不斷的自我超越中，最終讓君子接近中庸之道，在人格上盡善盡美。

　　首先，在君子之道中君子懷德處于首位。因為君子懷德是君子之道的起點，是公民社會最基本的社會責任感，在價值取向上也是“利人利他利天下”。德是一個宏大的范疇，仁義禮智信可以作為其臨近概念。君子懷德，君子弘道，君子以厚德載物，只有德才可以行天下。就教師而言，首先要有公德，其次要有師德。

　　其次，君子中庸讓君子之道與中庸之道合流，中庸成了最高的道德。中庸避免了極端，允執其中，從而遠離了“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的困局。因此，中庸不僅僅成為生活中的方法論，而且成為我們的價值觀。就教師而言，教育的中庸之道就是回歸教育原點，關注人的發展。人既是教育的起點又是教育的終點，人是教育的目的而非手段。只有在教育實踐中，尊重學生的主體地位，滿足學生作為一個自然人與社會人的屬性，符合教育規律與學習者的認知規律，設置多樣化的課程，鼓勵個性化的選擇，搭建育人平臺，最終幫助學生，成就學生。這樣的教師，我們才可以稱為真君子。

　　最后，君子不器時刻提醒君子不要跑偏。君子不器簡言之，君子不是器具。我們可以從兩方面理解：一，盡量不要變成器物的奴隸，自己也不要變成器物。余秋雨先生在書中說道，“很多老師都是“年年歲歲人相同”，他們用完全一樣地語句和口氣復述著同一本陳舊的教材。雖毅力稱道，但未免太“器”了。因為他們讓多彩的生命變成了復制之器。”教書到最終成了教書匠，匠氣十足。教學變成了一潭死水，那些鮮活的生命最終在教學生產線上變成了考試機器。而課堂模式化，更是讓學生失去了學習的樂趣。趙校長在《我們的教育追求》冊子中說過，271教育不再提模式。因為模式一詞，容易束縛人的思維，讓一切形式化，固化和僵化，將課堂環節化是簡單粗暴的。我們的課堂，不論是以前的討論展示點評還是現在的三環節，一開始是為了引領老師有章可循。但課堂的目的絕不是環節，而是放手學生讓他們自由自主。這一點，我感同身受。二，不要把他人變成器物。有的教師在素質教育的路上越走越遠。對他而言，學生的大腦只是知識的容器。一切的重復與練習只是讓學生的高分。育人等同于育分，認同了分數，卻割裂了學生基本的人格屬性，忽略學生的情感，是一種對教育的犯罪。這種唯我試圖，唯分數圖的價值觀無異于殺雞取卵，最終葬送的是學生的未來。最令人擔憂的是，課堂更成了扼殺學生好奇心與求知欲的場所。萬瑋在《向美國學教育》一書中寫道，通過自己對西方教育的感性認知，會像大學時期的教育課是多么的可怕。教育學老師用最不符合教育學的原理完成了教育學的授課，那便是照本宣科。那種課本中心論與教師中心論，完全忽略了學生的情感訴求，把學生看做一個個冷冰冰的客體。照本宣科越多，學生的想象力與好奇心損耗就更厲害。要培養學生的創新性思維，恢復其兒童的天性，就要從課堂變革。

　　總之，君子之道向我們展現了作為社會人的我們追尋的最高人格規范。它不僅是獨處的文化，也是群處的文化。它不僅是個人的修養，也是團隊的歷練。君子之道如同水利萬物而不爭，自然流暢，道法自然。君子用一個理想的人格形象來引領著我們的前行，不斷給我們傳遞這正能量。在教學實踐中，只要我們踐行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想的信念，懷揣君子弘道的理想一路走下去，那么我們的教育之路定會越走越寬。

《君子之道》讀后感2

　　余秋雨先生《君子之道》一書向國人訴說讀書的終極目的是為了塑造良好的集體人格，這一點實屬可貴，因為他強調出中國文化的重要；這一點又實屬可悲，因為國人謀利而不謀義。此書中余先生認為的中國人應該有的人格九要素：君子懷德，君子之得風，君子坦蕩蕩，君子有禮，君子成人之美，君子周而不比，君子中庸，君子不器，君子知恥。

　　余先生認為這種理性化的君子人格設計應該成為每個國人追求的標準，唯此才可佑保我中華文化不絕，既壽永昌。

　　讀完后有兩個問題閃爍在我的腦海中？

　　其一，中國文化有無淪喪的和君子未死，人格未潰是否有必然關系呢？

　　其二，非君子人格就排斥嗎？

　　先說說第一個問題吧。

　　中國的文化果真沒有淪喪嗎？其實我們看看自己及周圍人所用，所吃，所穿，所學……就知道了。所以自上個世紀以來，國人一直吶喊民族復興。國人因文化淪喪就完全喪失了余先生所說的君子人格了嗎？顯然不是，在中國社會的各個角落里，仍有一批懷德之士步履維艱地前行。

　　第二個問題：非君子人格就要排斥嗎？我們可以先思考這樣一個問題：誰是歷史進步的第一個推手呢？

　　中國有句俗話：秀才造反，十年不成。那些野蠻人，非君子往往承擔歷史推手的第一重擔。縱覽中國歷史的沿革，每一次王朝更迭的首發者（秦始皇、劉邦、趙匡胤、朱元璋等）是非君子，因為他們懷土不必懷德，因為他們敢于走極端不必謀劃中庸……這往往能迸發出新的.創造活力。我記得上個世紀80年代，古巴領導人卡斯特羅曾下達兩次無限制的移民令，結果大量在國內混不下去的人蜂擁涌向了美國邁阿密，正是這批移民造就了今天邁阿密在美國的重要地位。（邁阿密是僅次于紐約、華盛頓的國際性大都市，是許多公司、銀行和電視臺的總部所在，是文化的大熔爐，被稱為美洲的首都）

　　所以非君子這種第一推手的作用不可否認，絕對不能忽視。

　　總之，余先生的君子人格標準固然很重要，固然能在一定程度上引領國人人格的正向發展，但我更希望我們也要為非君子的生活開辟一定的空間，他們的生活同樣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