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靜安寺導游詞范文

　　靜安寺遷至今址后，規模逐漸擴大，至元時，蔚成巨剎。寺內有8處名勝，即：三國時所立“赤烏碑”、南北朝時所植“陳朝檜”、原于神僧智嚴異行而流傳的“蝦子潭”、南宋仲依所建“講經臺”、沸井浜中突沸的“涌泉”、詩僧壽寧所筑方丈室“綠云洞”、行人取道渡吳淞江的古渡口“蘆子渡”、東晉遺存防御海寇的“滬瀆壘”。壽寧搜集歷代詩人題詠，編為《靜安八詠集》行世，靜安寺由此聲名遠播。明洪武二年(1369)，鑄洪武大鐘，耗銅六千斤，上有“洪武二年鑄，祝皇太子千秋”銘文，至今嗚響大殿，聲洪震遠。

　　清初以來，寺屢經興廢。雍正年間，住持孚庵，因寺院田產案勝訴，維護了靜安寺的田產，并勒石記其事。乾隆六年(1741)禮部侍郎麥煥捐款重修大殿。乾隆四十三年(1778)歙人孫思望倡議集資重修殿宇。上海道(長白)盛保又修建寺前涌泉亭，并于寺東建報恩院供僧眾居住。寺僧大海，曾將寺內被火焚余的.宋代銀杏樹干，雕成十八尊羅漢及一尊韋馱像于寺內供奉。咸豐同治之際，靜安寺毀于太平天國戰火，唯余一座大殿。住持鶴峰在縉紳李朝觀、姚曦、浙江富商胡雪巖等資助下，于光緒六年(1880)重建靜安寺，翌年四月初八寺宇落成，按佛教儀軌舉行隆重的浴佛節，四眾云集，車水馬龍，商賈輻，蔚為奇觀。自此形成有名的一年一度靜安寺廟會，“三月三到龍華(看桃花)，四月八到靜安(逛廟會)”遂成為滬上民諺民俗。光緒九年(1883)由李朝觀作記、住持鶴峰勒碑，《重建靜安寺記》碑文今仍保存于大雄寶殿前壁。

　　光緒二十年(1894)住持正生于大殿左右兩側增建兩座樓房，再次修葺全寺，使靜安寺恢復舊觀。光緒三十年(1904)在上海南翔建“靜安南翔塔院”一座，將靜安寺歷代祖師靈骨遷葬該院，并建祖師祠，供歷代祖師牌位。塔院旁建有僧舍，派專人管理。直到民國年間，尚有七十三間房屋，土地六十四畝。

　　1930-1940年，志法、志汶先后出任住持，任內無所建樹，而寺產糾紛興訟不斷，留下許多后患。1941年，德悟法師繼任住持，革弊圖新，轉向佛學教育，注重佛學研究，曾舉辦數十次佛學講座，分別禮請應慈、圓瑛、芝峰、丁福保、趙樸初、蔣竹莊等高僧、大德主講，同時成立靜安寺護法會，會同監院密迦整頓寺務，寺風頓有起色。

　　抗戰勝利后，在住持德悟、監院密迦主持下，在原山門之東，另建一座仿唐新山門，由鄧散木(鐵翁)題額“靜安古寺”。并在新山門前、“天下第六泉”井欄一側，豎立一座古印度阿育王式梵幢，成為靜安寺標志。工程竣工后，又逢四月初八日佛誕及靜安佛學院開學，在揭幕典禮上，太虛大師以三喜臨門，親自主持剪彩，拈香禮佛，歡喜贊嘆。與會僧俗逾萬人，成為當時滬上佛界一大盛事。

　　在此期間，靜安寺還于寺后門向華山路，創辦靜安小學。于南翔建立靜安農村實驗學校。該校由持松、白圣、趙樸初、毛效同、顧恒(暨南大學農學教授)五人任董事，由大同法師主持教務。兩校經費均同靜安寺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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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7年春，住持德悟、監院密迦委托周孝廉、奚亞夫二律師，聯名致函上海市佛教會，主動提出愿將靜安寺由子孫剃度制改為十方叢林選賢制。請市佛教會主持推賢選能繼任靜安寺方丈。同時，靜安寺會體僧眾也贊同德悟、密迦這一建議，亦函呈上海市佛教會請求改制選賢。于是，上海市佛教會尊重住持德悟法師及全寺僧眾愿望，于是年農歷三月二十九日，召集諸山長老、護法居士及全寺僧眾，舉行會議，一致決定該寺改為永久十方叢林，并公推持松法師為改制后首任住持，兼任靜安佛學院院長。持松法師接任時，提出四項要求：“一、靜安寺既定為十方叢林，今后住持選舉，應由佛教會會同本市諸山代表及本寺兩序大眾公推，以示大公而杜流弊。二、靜安寺應作為佛教文化事業中心，逐漸減少酬應，以期成為純粹弘法之道場。三、寺內經濟應行公開，盡力所及，舉辦佛教慈善公益事業，以符佛陀救世利生之旨。四、本人潛心內學，不善外緣，重違大眾囑托，除寺內行政大計如需本人主持外，其余事務，概由監院領導諸執事分別負責。所有瑣務應酬，幸勿相累。”獲得與會者一致通過。持松法師擔任住持后，任命白圣為監院，四項規約，得以實施，寺務大有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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