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樣才能自由和幸福博士論文

　　大家都知道威爾士寫的《時間機器》。在該書中，機器的主人在時間上能作過去和未來的旅行，能洞察自己的過去與未來的景象。但人們卻總是意識不到在今天不通過周游世界也能獲得威爾士設想的許多好處。一個歐洲人，如果他到過紐約和芝加哥，他就等于看到了未來，因為假如歐洲能夠平安地度過這段經(jīng)濟危機，它將要走向的未來大概就是現(xiàn)在紐約和芝加哥的樣子。另一方面，如果這個歐洲人來到亞洲，他看見的就是歐洲的過去。我聽說，在印度能看見中世紀的情形；在中國能看見18世紀的情形。如果喬治·華盛頓能夠返回到今天的地球上來，看見自己創(chuàng)建的國家，將會極度地困惑不解，但對英國他的驚訝也許會小一些，對法國將更小些；除非他去中國，否則就找不到真正回家的感覺。當他的亡魂在中國游蕩時，他會第一次看見仍舊信仰“生命、自由加幸福的追求”的人們，看見如美國獨立戰(zhàn)爭期間的人們一樣以同樣的態(tài)度對待這些事情的人們。而且我想，不用很長時間，他就會成為中華民國的大總統(tǒng)。

　　西方文明包括南美洲文明，除俄國以外的歐洲文明以及英國的自治領土的文明。在西方文明中美國居于領先地位，一切使西方區(qū)別于東方的特征在美國最為顯著、最為進步。我們習慣于把進步看作是公認的東西：總要毫不遲疑地假定過去一百年間發(fā)生的變化肯定是趨向于變好，而且日后的變化也會確定無疑地趨向于更好。在歐洲大陸，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和它所造成的后果給這種自負的信念以沉重打擊，人們回過頭去把1914年以前看作是黃金時代，而且認為大概在幾個世紀以內(nèi)也不會回到那一時代。在英國，對于這種樂觀主義的沖擊要小一些，在美國那就更小。對于我們這些習慣于把進步看作公認的概念的人來說，訪問中國之類的國家，也許是特別有益的，因為這個國家仍然停留在我們150年前的那種情形中，因此看了這個國家我們就會們心自問，把他們的情形同我們現(xiàn)在的情形加以比較，我們是否有了什么真正的進步？

　　正如人人皆知的那樣，中國文明是建立在早于耶穌500年就已經(jīng)盛極一時的孔子學說之上的。孔子像古希臘人和古羅馬人一樣，不相信人類社會在本質(zhì)上是進步的；相反，他相信在遠古時，統(tǒng)治者是賢明的，人們的幸福所達到的程度，是衰落的今天徒自稱羨而又難以企及的。這種看法當然是荒謬的。但它實際所產(chǎn)生的影響則是，它使孔子像其他的古代導師一樣，志在創(chuàng)造一個穩(wěn)定的社會，維持一種最好的水平，而木是總?cè)幦⌒碌某晒ΑＴ谶@一點上，孔子比任何古今之人都要成功。時到今日，他的人品一直銘刻在中國文明當中。在孔子生活的年代，中國的領土只占它現(xiàn)在的一小部分，而且分裂為許多相互謀戰(zhàn)的諸侯國。在最近的300多年時間里，他們建成了現(xiàn)在版圖上的中國，而且領土之廣大，人口之眾多，直到最近50年存在的任何國家都望塵莫及。中國盡管遭受過野蠻民族的入侵——即蒙古和滿洲人建立的王朝的統(tǒng)治，還有或長或短時期的混亂和內(nèi)戰(zhàn)，但孔子的思想體系以及與之有關的藝術、文學和教化的生活方式卻得以保存下來。只是到了我們今天，由于同西方以及西方化了的日本思想相接觸，這一思想體系才開始衰落下來。

　　一個具有如此堅韌能力和久存不滅的思想體系必定有它的偉大價值，而且必定是值得我們重視并加以研究的。它并非一種像我們所理解的宗教一詞那樣含義的宗教，因為它不是同超自然的或神秘的信仰連結在一起的。它純屬于一種倫理體系。但它作為一種倫理學并不像基督教的倫理學那樣，它并不使得一般的人感到太高，以至于實行不了。孔子的學說本質(zhì)上很與存在于歐洲十八世紀的“紳士”的陳舊觀念類似。我只要引證孔子說過的一句話就足以說明這一點。

　　“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正如任何一個道德說教者必定做的那樣，孔子也講了許多關于義務和德行等等問題，但他決不強迫人們?nèi)プ鲇械坑谧匀缓妥匀桓星榈氖隆Ｏ率稣勗捒梢哉f明這一點：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予證之。’ZLI曰：‘吾黨之直者異于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

　　孔子在一切事情中都是執(zhí)其兩端，取乎中庸的，即使在德行上，也是如此。他不認為我們應該以善報惡。有一次人家問他：“你覺得以善報惡的準則怎么樣？”他回答說：。’‘那么，你對于善該如何報答呢？所以你還不如以不正直報不正直，以善報善。”以善報惡的道德準則來自于與孔子同時代的中國道家思想，后者更類似于基督教學說。道家創(chuàng)始人老子（他被認為比孔子年長一代）說：‘對于行善的人我是善的；對于不善的人我也是善的，其目的不外乎使他們向善。對于誠實的人我以誠待之，對于不誠實的人我也以誠待之，其目的不外乎使他們也能變得誠實。即使某個人不對，怎么能說拋棄他是對的呢？要以仁慈來回報別人對我的傷害。”老子還有些話同馬太福音中耶穌登山時對眾人說的那些話有些極為相似之處。如，老子說：“曲則全，枉則直，洼則盈，弊則新，少則得，多則惑”。

　　被看作是國家的圣人的不是老子而是孔子，這正是中國的特殊之所在。雖然道教得以保存了下來，但它主要作為一種法術在沒有受過多少教育的人中流傳。它的學說，在那些有著豐富的統(tǒng)治經(jīng)驗的皇帝看來，是渺不可及的，而孔子的學說顯然可以被看作一種減緩社會矛盾、鞏固統(tǒng)治秩序的工具。老子宣揚一種清靜無為的學說，例如他說：“放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但中國的統(tǒng)治者自然喜歡孔子的自制、仁愛和禮讓這些道德準則，如果能夠把它們同更加重要的善結合起來，就會是一個明智的統(tǒng)治者最希望的結果。在中國，決不會象現(xiàn)在所有白種人的國家中那樣，兩種倫理體系并存，一種是理論上的，另一種是實踐上的。我的意思并不是說，中國人都是按照他們自己的理論去生活，而是說他們都有如此行動的希望，而且對別人也有著同樣的希望。然而，在信仰基督教倫理學的國家中，其倫理理論的很大一部分對于這個罪惡四溢的國度來說，人們普遍認為是太好了，以至于根本不能達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