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為中心的論文

　　以人為中心的論文應該怎么寫？論文既是探討問題進行學術研究的一種手段，又是描述學術研究成果進行學術交流的一種工具。下面小編給大家帶來以人為中心的論文，歡迎大家閱讀。

　　以人為中心的論文1

　　從“以組織中心”到“以人為中心”

　　摘要：媒介融合一直受到國內外業界和學界的廣泛關注。本文系統梳理了國外媒介融合發展的理念，發現在媒介融合初期，除關注網絡技術對媒介業務和結構的改變外，國外學者的關注點還有：跨區域的傳播立法、批判取向的公民新聞研究、媒介內部人員對融合的認同度等，這些領域國內相關研究都很少涉獵。云計算技術出現后，國外媒介融合研究的視角從“技術可能性”轉為“人的主體性”，關注點包括，通過實驗法找出人的個性特點與媒介管制接受度的關系，依照人的興趣組成網絡社區以及新媒介社區的管理等等。由此，本文認為，媒介融合是擴展傳播研究領域的新契機，國內的媒介融合研究可借鑒國外研究領域進行拓展。

關鍵詞：媒介融合 網絡技術 媒介組織 主體性

　　媒介融合可視為“涵蓋由技術基礎到產業高度的 ‘技術融合’到 ‘業務融合’再到 ‘產業融合’，也可以把信息生產流通過程作為產業鏈看待的 ‘內容融合’加 ‘網絡融合’加 ‘終端融合’囊括在內，成為媒介生態系統的五界融合。”①隨著網絡技術對新聞采寫、傳輸方式的沖擊，媒介融合研究迅速成為新興的獨立研究領域。國內的相關研究始于世紀交接，2005年中國人民大學的蔡雯教授首先將其引入新聞傳播領域。

　　在傳播領域的英文期刊中，媒介融合研究也一直是一個熱門話題，與國內研究的領域大體一致，但相比之下起點更早、選題更為寬泛，并呈現出以人的需求為中心進行媒介融合探討的趨勢。本文對國外相關研究進行綜述總結，希望能對國內研究提供些許借鑒。

一、以網絡時代媒體業務及組織結構變化為中心

　　互聯網自1988年向民間開放，數字化技術對人類生活的沖擊開始引起學者關注。媒體作為社會生活的前沿和信息流動的主動脈，在數字化浪潮中首當其沖。“尼古拉-尼葛洛龐蒂在上世紀70年代末便開始宣講 ‘融合’ 概念，而 ‘媒介融合’ 首先由伊契爾-索勒-普爾于1983年提出，他認為，媒介融合就是各種媒介呈現多功能一體化的發展趨勢。”②

　　美國學者馬克-波斯特在1995年出版《第二媒介時代》一書中提到：“以信息制作者極少而信息消費者眾多的單向性播放型模式占主導地位的時代，是第一媒介時代;以媒介的制作者、銷售者和消費者為一體的雙向型、去中心化的交流模式為主導的時代，可稱為第二媒介時代。”③這里的第二媒介時代，就是我們常常說的web2.0時代。web2.0時代中，借助網絡技術，雙向、去中心化的信息傳遞模式形成并日益廣泛的滲透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傳統媒介組織的信息源壟斷和信息發布渠道壟斷被打破，長久經營形成采寫編評的業務體系受到沖擊。這便是從媒體業務和組織結構變化出發探討媒介融合的現實基礎。

　　在21世紀初，媒介融合的概念往往意味著兩個或多個媒體形式間分享新聞資源和內容。機構融合的研究顯示，小型的媒體機構往往依靠網絡平臺分享內容，在網絡時代的媒體市場中表現良好。大型媒介組織并不能很好的推進媒體融合，且在使用新技術、新平臺的過程中耗費了大量資金。④媒介融合背景下，融合技術開創了統一的、全球化的多媒體市場，傳統媒體時代的法規日益過時，新的媒介及內容復制法規成為媒介融合研究的一個重要領域。“個人化”和“地區化”成為學者立法建議的著力點，并且認為在新的技術條件下，消費者被賦予了更大的自主權，所以不宜過分依靠市場力量來控制融合技術發展;因為地域性被打破，地區性立法也應該被全球一致的關于傳播領域的基本立法所取代。⑤

　　2005年，開始有學者專注于研究技術對新聞業影響。這種影響實際上就是各種傳統新聞形式及采集傳遞過程的全面數字化，其突出表現是依靠網絡采集新聞和數字版新聞的付費墻和移動終端建設。

　　依靠網絡采集新聞，媒體數字化，web2.0的媒介環境，都促進了媒體與受眾的頻繁互動，從客觀上推動了普通市民加入到新聞生產中。公民新聞研究成為國內外媒介融合研究的一個衍生領域，這些研究對公民新聞的社會作用持樂觀態度，認為普通民眾對事件的目擊和討論超越了專業報道行為，推動了融合新聞報道的發展。發言權的下移，也將推動民主發展和加速真相呈現。2006年，《時代周刊》甚至將“你”作為年度封面人物，以顯示在媒介融合時代，每個公民改變世界的力量。

　　但對這種樂觀態度的反對意見，如今看來更有警示作用。民眾參與的新聞報道，暗含了一種話語權賦權運動導致的話語權分裂，這種分裂可能導致不同意見之間“我們”和“別人”的劃分，惡化不同意見群體的交流。⑥南佛羅里達大學教授，伊麗莎白-博德在《我們是生產者嗎?――融合和受眾實踐》一問中就采用批判視角，認為即便是在數字時代，新聞和“真相”的生產，并未產生實質性的變化。受眾也并未真正改變其“收聽”的角色，其發言被聽到的可能性仍很小，并且，由普通公民生產的新聞大多集中在娛樂領域。⑦更有研究表明，在網絡新聞和媒體融合時代，傳統新聞機構具有強大的議程設置作用仍在繼續增強，他們為適應網絡時代，開通了機構博客等在線形式，用戶可以對其報道進行轉載和評論，更加加強了其新聞報道的影響力和持久力。個人社交媒體雖然賦予了每個人話語權和被聽到的權利，但是每一個個人都不具有公眾影響力和吸引廣告商的價值。⑧這一點與中國的媒介融合現實并不相符，在中國的社交媒體中，具有現實影響力的人通過加“V”認證的方式將現實影響力延續到網絡中，加之平臺推送，形成了較大的輿論影響力，對傳統媒體新聞傳播的力度和效度起到了削弱作用。這提醒我們，在媒介融合研究中，具體的社會背景起著重要作用，脫離具體背景，只照搬國外研究結論無宜于研究工作。

　　媒介融合既是一個概念又是一個過程。對于具體的新聞編輯室，媒介融合也產生影響。通過對新聞采編人員的深度訪談，研究者發現，媒介融合改變了編輯室的文化和必要的工作技術。最初，媒介融合及其影響被看作一種采集和制作新聞的工具，但是他們在接受訪談時卻關注于多媒體敘事方式，并對發布新聞的平臺有了更多了解。他們強調新聞采寫、交流的基本功的重要性，也強調個人的跨媒體適應能力和職業準備。⑨這種對媒介融合的開發態度，也有利于拓展媒體受眾，有調查顯示，18-30歲的人群已經很少接觸報紙，傳統媒體的數字化、網絡化，是他們拓展年輕受眾，維持受眾群活力的有效途徑。   除此之外，媒體從業者在融合時代的教育問題，新聞接收終端的一體化，媒體從業人員是否積極利用融合技術，世界范圍內媒介組織對多種融合形式的接受程度⑩，媒介融合時代的媒介倫理，媒介融合對新聞生產和傳媒經營的影響以及媒介融合視角下的藝術傳播等，也都是國外媒介效果研究中，受到廣泛關注的領域。

二、在云傳輸時代，以人的主體性為中心的媒介融合研究

　　進入21世紀第二個十年，網絡技術的革新進入穩定期，媒介業務已普遍實現數字化。facebook， twitter 等以個人關系和興趣為中心的新的網絡社交工具普及，媒介融合研究也逐步從探討技術與新聞生產、媒介組織的關系，轉向探討以人的需求興趣、社交網絡為中心的媒介融合。人的主體性代替技術可能性成為媒介融合研究的主導。

　　克勞斯在《媒介融合：網絡傳播、大眾傳播和人際傳播的三重維度》一書中，認為“融合”已經成為分析傳播本身的一個理論支點，為媒介和傳播研究提供了更廣闊理論和分析視角，并認為“媒介融合”開啟了哲學、社會科學、和媒介研究之間的對話。鑒于現代性哲學中，對人的主體性的強調，新時期的媒介融合研究，以人的主體性為中心，實現了與哲學等學科的一致。

　　目前的媒介融合研究中，以人的需求出發，所進行的傳播模式研究、傳播生產研究、傳播控制研究，以及人格、認知與社會心理學視角的媒介效果研究正成為新的熱點領域。

　　有學者指出，由于傳播不再受到地域限制，新聞工作者必須意識到并適應受眾的不同需要和興趣，以人的信息需求為中心，并設想了一種新型的社區模式：居住在不同地域但擁有相同興趣的受眾利用網絡技術相互連接。當這些組織大到可以被法律確認時，記者便可以充當這社區的領導者，報道、編輯社區內新聞。

　　媒介融合背景下的媒介控制研究，也與傳統媒體時代迥異。使用者想要控制包括內容管制、時間、儲存、改良內容等的整個媒介消費過程，這在生產者設計和使用者控制之間形成了緊張關系，傳統媒體時期生產者的設計對媒介內容具有很強的控制作用。但在媒介融合時期，線上控制變得極為復雜和多變。通過網絡實驗室的研究，有學者發現，高級使用者更樂于挑戰內容管制技術，而技術能力較弱的更圓滑的使用者則更樂于接受內容管制。媒介融合背景下的控制研究和效果研究，是中國目前的媒介研究中較為薄弱的領域，國外相關研究為我們開展這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借鑒。

　　人類傳播技術的發展始終朝著打破信息傳播束縛的方向。而伴隨最近的網絡技術應用到來的新媒體傳播的普及，媒介融合已經在各種媒介形態的邊界消逝中成為不可逆轉的趨勢。媒介融合從本質上講，是打破技術障礙后對新聞本質的回歸，但是由此產生的一系列新的技術形態、消費者行為和行業規則又給目前建立于前網絡時代的新聞業造成困惑和挑戰。它打破了原有的傳播秩序，在傳播鏈中的各個元素間，重新建立各種混亂、復雜、多變的新的鏈接，為傳播實務和研究的發展提供無限可能。目前國內外的媒介融合研究已逐步轉向以網絡、數字技術為背景的更深層次的媒介生產和效果研究，媒介融合研究不但沒有因為媒介組織融合的趨于穩定而過時，反而是在開拓傳播研究的進一步縱深發展。

注釋：

　　①鄧瑜，《媒介融合與表達自由》，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11年，p64.

　　②同上。

　　③李沁，《第三媒介時代的傳播范式：沉浸傳播》，清華大學出版社，2013年，p2.

　　④Janet Kolodzy， August E. Grant， Tony R. DeMars， Jeffrey S. Wilkinson， The Convergence Years，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Educator， 2014， Vol.69(2)， p197-205.

　　⑤Susan J. Drucker & Gary Gumpert ， Converging Technologies， Converging Nations， Converging Regulations， Free Speech Yearbook， 2000， 38：1， p19-33.

　　⑥Lilie Chouliaraki， Re-mediation， Inter-mediation， Trans-mediation， Journalism Studies， 2013， 14：2， p267-283.

　　⑦ S. Elizabeth Bird，Are We All Produsers Now?， Cultural Studies，Vol. 25， Nos. 4-5， July-September 2011， p502-516.

　　⑧ Joshua Braun & Tarleton Gillespie ， Hosting The Public Discourse， Hosting The Public， Journalism Practice， 2011， 5：4， p383-398   ⑨Michel Dupagne & Bruce Garrison， The Meaning And Influence of Convergence， Journalism Studies， 2006：7：2， 237-255.

　　⑩Stephen Quinn， Convergence's fundamental question， Journalism Studies， 2005， 6：1， p29-38.

　　Vincent Manzerolle，Media Convergence： The Three Degrees of Network， Mass and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2013， 16：1， p148-149.

　　Manuel Castells， Communication Power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Julian Albert Kilker， Shaping Convergence Media： ‘Meta-Control’ and the Dometication of DVD and Web Technologies， Convergence， 2003， 9：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