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圍城》讀后感4000字
《圍城》讀后感4000字1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失去目的,也不是說方鴻漸從來沒有自己作過決定。追求唐曉芙和從報館辭職,就是方鴻漸自己下的決心,但這兩次決定都使他的人生更為失敗。所以還有一個問題,就是為什么方鴻漸會一點點失去意志力,為什么他的決定無益于他的個人生活?
從邏輯上來說,要考察一個行動為什么結果有悖初衷,首先考察這個行動的相關決定是否是在足夠信息下做出的,其次考察是否是在足夠的能力支持下實施的,再次考察外部環境是否對這個行動足夠寬容。我們發現方鴻漸的兩次失敗問題都出在溝通能力不足上。
方鴻漸追求唐小姐,是因為她“是魔登文明社會里的那樁罕物——一個真正的女孩子。”雖不盡然但敘述者對此也并末反對,所以方鴻漸的信息應該是足夠的。而他追求蘇小姐也好唐小姐也好在方家或周家都沒有阻力,所以環境也足夠寬容。只是方鴻漸無法與蘇小姐溝通,并且無法向唐小姐解釋。
與蘇小姐建立關系,方鴻漸還扎扎實實是“體驗歐洲生活”的游學生心理,盡管是在國內。蘇小姐雖然是法國博士,但是去“兌換外幣保值”的,是典型的中國女人——的一種。方鴻漸最后要躲在法語里說愛另外一個女人,而蘇小姐自然用地道的中國話罵他。差異在這個層面上,怎么都解釋不清了。
從報館辭職一事,也是同樣的情況。孫柔嘉并不是,至少不堅決是反對方鴻漸辭職。問題在于,方鴻漸已經厭倦這種生活,而孫柔嘉卻正如魚得水,甚至想把方鴻漸拉進水里。辭職所指向的,是他們倆對自己生活的一個基本評價問題。實際上,這兩次決定的災難性結果,與決定的正確與否無關,也與環境的寬容度無關,而是方鴻漸根本在價值層面上無法與別人認同。
方鴻漸與傳統的中國社會——方家大族格格不入;與上海的洋涇浜社會——你我他小姐之流格格不入;與當時中國知識屆的流行人物——李顧之流更是格格不入;包括與鍍金留學生們——褚、曹之流還是格格不入。這些人代表了當時中國的“古今中外”,方鴻漸實在瞧不起他們,但他自己也是“心得全無”,拿不出什么東西來。這簡直是當時出路問題的一個縮影,管它古今之爭、中外之爭,還是古今之爭等同于中外之爭,總之是沒有出路。而西洋的“好東西”,“一到中國就變味。”出路何在?
從作者的序言以及當時的社會背景來看,這很可能是作者創作的主旨。
方鴻漸不是沒有作過努力,不過沒有目的的努力只等于妥協。他一天天地志氣消磨——不過似乎他也并沒有什么志氣,說骨氣消磨也許更準確——從上海逃到三閭大學,又忍氣回上海,又想忍氣受趙辛楣之薦進內地,國家危機深重,歸國之后個人的生活也與日俱下,歸根結底一句話:社會沒有目標,個人沒有目的,都陷于混亂、破碎、危機之中。如果要說本書的主題,那么這就是:混亂和破碎——城外的人想沖進去,城內的人想沖出來;如何解決——什么是我們的城?我們要進去還是出來?最終,這是一個目的/價值的問題。
破碎感來源于無目的性,無目的性來源于價值問題的'混亂和虛無。方鴻漸,可以說是在“古今中外”之間尋找著的一個失敗的游魂,最終體驗到生活的破碎。可憐今日雖然家國憂患不再,我們的漂泊迷亂一如往昔。
《圍城》讀后感4000字2
“城外的人想沖進來,而城里的人想沖出去。”這據信是《圍城》書名的來由。
不清楚自己是在城里還是城外,因為這個“城”無非是比喻人的處境。
除了幾個高僧不會再有人對自己的處境從頭至尾地滿足,既便是“就地坐下來”也期望著“音樂從空隙中涌出”。何去何從,看各人對其處境的理解,更看各人的欲望。欲望在時間中延伸,就構成了目的。可以說目的是我們對時間的承諾,也是我們對時間的功利地度量。
沒有明確的目的,行動就失去了在時間中的價值,盡管這可能反而更凸現了這個行動純形式的美,用與美在我們心中往往是對立的;而沒有共同的目的,一切行動,包括這些行動合成的事件,自然也是斷裂的。《圍城》中的主人公方鴻漸不幸正是一個沒有明確目的的人,他的眼中,或從它的經驗中,倒更可以看出世界的破碎來——包括他自己內心的破碎。
書中有一個比喻:“這好像開無線電,你把針在面上轉一圈,聽見東一個電臺半句京劇,西一個電臺半句報告,忽然又是半句外國歌曲啦,半句昆曲啦,雞零狗碎,湊在一起,莫明其妙。可是每一破碎的片斷,在它本電臺廣播的節目里,有上文下文,并非胡鬧。你只要認定一個電臺聽下去,就了解它的意義。”這是方鴻漸在議論它和孫柔嘉的關系,也可以說是在議論自己的人生。他倒沒有想到孫柔嘉不是自己所認定的,他認定的——倒還真不敢說是認定呢——是唐小姐,不過,這認定只證明了斷裂,因為他和唐小姐并沒有因為目的的明確而相知,進而相愛,他們倆的目的并不一至。唐小姐望著雨中的方鴻漸是否有一點點愛情呢?這已經不重要,方鴻漸抖一抖身上的水走掉了。唐小姐窗邊的柔情和此后“寧可忍痛至于生病”,方鴻漸的失神落魄,恐怕難用誤會兩字來嗟嘆,只是結果扮成了誤會而己。誤會也是一種斷裂,被認為可以接補的斷裂——但其實我們總以為只是誤會而己。
這時候,勿寧說“臂如黑夜里兩條船相迎擦過,一個在這條船上,瞥見對面船艙的燈光里正是自己夢寐不忘的臉,沒來得及叫喚,彼此早距離遠了。這一剎那的接近,反見得睽隔的渺茫。”這已經幾乎是宿命了。
我不知道說此書描寫了人世宿命般的斷裂感是否是作者的本意,也難擬定本書的主題——用一個概念來濃縮一件復雜的藝術作品總是一件牽強的事,藝術多少有著游離在概念之外的東西,要用無數的字詞、色彩、線條、聲音攪到一塊,桶和攪拌這個場景才是藝術最迷人——也可能是更本質的地方呢。
在《圍城》的最后:“那只祖傳的老鐘從容自在地打起來,仿佛積蓄了半天的時間,等夜深人靜,一一搬出來細數……這個時間落伍的計時機無意中包涵對人生的諷刺和感傷,深于一切語言、一切啼笑。”楊絳女士認為這一段令人蕩氣回腸,而我左思右想,也只有時間能嘲諷和超脫破碎的生活——嘲諷和超脫給我們帶來理性和安慰。這里實際上是用時間和空間的錯位反寫了那個兜圈子的比喻(原形?)——比喻方鴻漸在境況上又被拋到了城外,又回到了自己的破片上。
這也是錢鐘書先生在《圍城》全書里唯一處拋開敘述者冷靜的觀察和議論,直接流露出隱含作者“憂世傷生”(楊絳談《圍城》寫作所言)的一段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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