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周邊國家和地區加工貿易論文
我國加工貿易的主要組織模式
現代網絡技術和物流行業的成熟為跨國企業進駐中國創造了良好的平臺條件，大量外資于20世紀90年代末期紛紛涌入大陸，本土加工貿易得到飛速發展。據數據顯示，2012年我國本土加工貿易進出口總額13439.5億美元，同比增長3%，占我國外貿總值比例的34.8%，其中出口總額8627.8億美元，同比增長3.3%；進口總額4811.7億美元，同比增長2.4%，全年加工貿易順差3816.1億美元，同比擴大4.5%。從構成概念來看，企業通過經營進口部分或者全部的產品原材料和零部件，在對其進行組裝和加工后，產品重新出口的行為均屬于加工貿易范疇，來料加工和進料加工構成加工貿易的主要組成形式。首先，來料加工是指境外企業為本土加工企業提供部分或全部的產品原材料和零部件，這部分原始生產資料不需要本土加工企業進口付匯，加工企業只負責根據境外企業標準對原材料進行加工和組裝，以加工費用作為企業利潤報酬，加工好的產品由境外企業負責銷售和經營，“進出口均為同一外商”、“本土企業不付匯、不負責產品銷售、不承擔風險、以加工費作為報酬”是來料加工的主要特點；其次，對于進料加工而言，本土企業則要通過付匯來進口產品原材料和零部件，在成品加工完備后，企業還要負責將制成品組織外銷，“自行付匯進口原材料”、“自行加工、銷售”以及“自負盈虧、風險自擔”構成進料加工的主要特點。我國學者分別基于不同視角研究了本土加工貿易的組織模式。孫楚仁（2012）以加工國外資和產業價值鏈的角度綜合對比了加工貿易在日本、韓國的“完整內資型加工”和“非完整內資型加工”模式差異，并以此為基礎，提出我國的加工貿易實際上屬于“一種特殊的非完整性外資加工貿易”，他觀察到外商投資企業構成我國加工貿易的主體結構，工業制成品是本土加工貿易進出口主要標的對象，并且本土企業在其中發揮的作用僅限于對國外工業制成品的簡單加工和裝配，并不具備能夠體現高技術含量的產業鏈和產品增值能力。孫玉琴（2012）和李大偉（2013）、廖晗（2008）分別從契約理論以及信息經濟學的角度展開了對加工貿易控制生產問題的研究，經過在我國不同省份的大量走訪調查，在綜合研判加工貿易采購權和所有權等問題的基礎上，提出了我國加工貿易“三元化”組織模式的研究結論：首先，第一元加工貿易產區以上海、蘇州、無錫、深圳、青島、天津、煙臺以及廣州等地為代表，加工貿易模式為“外資獨占進料加工”，中低端加工制造構成主要經營領域；其次，第二元加工貿易產區以廣東東莞為代表，加工貿易模式為“貿易商、貼牌商主導的來料加工貿易”，為品牌制造商提供貼牌服務的中資和外資企業、我國香港地區中小貿易商是主要的外部控制人。上海工業園區、順德、威海、浙江以及中山、惠州等地的來料加工貿易有別于東莞加工貿易；第三元加工貿易產區的代表地區為福建晉江、蘇南地區以及浙江省局部地區為主，加工貿易模式為“名義外資貼牌生產加工”，即我國內地中資企業為享受外資優惠政策而在香港注資成立公司，而后返回大陸以外資企業名義進行加工生產，對于產業價值鏈具有100%掌控能力。
周邊國家和地區加工貿易發展情況
（一）日本
日本是亞洲地區加工貿易開展的早期國家之一，通過建立政府領導下的貿易激勵機制，其加工貿易產品質量和服務譽滿全球，已不再局限于早期的勞動密集型紡織產品加工，而是轉向高經濟附加值和高科技含量的加工產業領域，積極投身海外分公司建設，對于波音飛機的配套加工就是其加工貿易成功轉型的最好例證。20世紀80年代，在日元升值的背景下，日本政府瞄準國際貿易發展趨勢，積極引導建設加工貿易步入“引進來”和“走出去”階段，在有力適應亞洲國家產業經濟政策的同時，強化其對于亞洲地區的加工生產主導地位，產品逐漸走向中高檔，音響、彩電、錄音機、民用電器、復印機、傳真機等產品均獲得市場美譽。同時，日本還建立了聯合新加坡、泰國以及馬來西亞等國在內的集合組裝工廠、零部件供應等功能于一體的“亞洲加工網絡”，對后來亞洲其他國家的.加工貿易發展也產生了深遠影響。
（二）韓國
韓國加工貿易的起始發展時間為20世紀60年代，勞動密集型的服裝、紡織、木材加工以及制鞋等行業為主要發展領域，經過十余年的沉淀和積累，至70年代末，韓國造船、鋼鐵、電子、汽車、橡膠、石油化工以及特種金屬加工貿易等均呈現出較強的發展態勢，然而，自90年代以來，韓國地區由于地緣政治格局和勞動力成本上漲等因素而逐漸失去加工貿易競爭優勢，韓國企業開始尋求將加工貿易委托于包括中國在內的其他亞洲國家，以半成品或成品的形式返銷國內或者到第三國出口。
（三）新加坡
1967年，新加坡政府為鼓勵對外貿易發展，頒布了《豁免所得稅（經濟擴展獎勵）法案》，其中提出“大力發展加工出口貿易”等政策法令。當時的新加坡加工貿易發展格局主要集中在食品、塑料、服裝、皮革以及紡織品等方面，勞動密集型色彩濃厚，并且主要依靠外部直接投資。此后，新加坡對外貿易逐漸擺脫密集勞動加工局限，自1980年開始便全面轉入電子器材、機械配件、飛機零部件、自動化設備以及醫療和通訊儀器等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加工生產領域。時至今日，新加坡對外貿易始終堅持與發達經濟體之間開展合作研發，形成了以高新技術產品作為加工貿易出口主要類型的外貿發展格局。
（四）中國臺灣
幾乎是與韓國、新加坡同時，中國臺灣地區開展起以紡織工業為主導的對外加工貿易，并在隨后的發展中逐步引入技術密集型產業。20世紀90年代以來，信息技術產業為主導的科技生產加工產業成為臺灣地區領先世界的經濟貿易優勢，半導體和信息產業經濟增加值分別位居世界第四位和第三位，集成電路加工生產技術更是達到世界領先地位，主要的發達經濟體均選擇將加工生產基地建在臺灣地區，足以顯現其相關行業的加工貿易的發展優勢。以上提及的四個國家和地區的加工貿易均呈現出發展的共同點，即均經歷了以勞動密集型為主的簡單裝配加工到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為主的重工業和信息技術產業加工過渡階段，加工企業的產品生產職能都趨于下滑，而設計、研發以及物流等服務性職能比例則趨于增長，總部經濟在各國家和地區如火如荼的開展起來。
我國本土加工貿易的現實挑戰和發展趨勢
（一）我國本土加工貿易的現實挑戰
加工貿易作為我國對外開放政策下需求貿易突破口的優先選擇，多年來為我國貿易和經濟增長做出了重要貢獻，然而，其先天存在的發展弊端也在近年來逐漸顯現，2008年金融危機則使得積累問題得到了集中爆發。從圖1中國海關總署提供的我國最近二十年月度加工貿易發展數據變化情況可知，1995-2008年以來，進口來料加工貿易經歷了（0，1000）開區間的相對平穩增長，2008-2010年呈現出較低增長水平，2011年以來在國家相關產業政策和外部經濟環境的刺激下，進口來料加工相對于出口來料加工發生了井噴式的增長波動，加工貿易行業發展不確定性得到顯現。在現階段，我國擁有自主經營權的企業多以貼牌生產方式參與加工貿易，產品附加值、技術含量都較低，處于產業價值鏈下游，部分外資企業依靠品牌和專利而壟斷高級加工貿易。在勞動力成本和人口結構發生遷移的背景下，我國加工貿易勞動力優勢逐漸喪失，加工訂單大量流向東南亞國家，并且在原材料成本不斷攀升的情況下，加工貿易產業中的中小企業用工荒、融資難、利潤薄、競爭力低下等問題也得到集中體現，本土加工貿易發展步履維艱。金融危機過后，世界經濟在徘徊中復蘇，然而內生增長動能缺少，新興經濟體全球化意識不足，世界范圍內的外部直接投資額銳減。在各國尋找新經濟增長點和探索新經濟發展模式的進程中，震蕩徘徊依然會是未來一段時期的總體發展形勢。
（二）我國本土加工貿易的發展趨勢
由圖2海關總署統計數據可知，代表我國自主加工貿易核心技術能力的出料加工貿易數值與進料加工數值相比幾乎可以忽略，這在顯示我國發展委托加工貿易能力低下的同時，也反映了進料加工貿易這種風險相對較大、利潤較低的加工貿易模式依舊在我國占據主導地位的現狀。針對我國加工貿易呈現出的這種“風險-利潤-競爭力-可持續發展特性”倒掛的發展局面，海關總署、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聯合商務部于2011年共同發文《關于建設珠江三角洲地區成為全國加工貿易轉型升級示范區的指導意見》，一系列優化產業布局、延長貿易價值鏈以及增加金融支持加工貿易等政策紛紛出臺，對我國加工貿易轉型升級提供了指導。廣東地區作為沿海經濟大省最先提出了加工貿易“騰籠換鳥”的設想，前任商務部部長陳德銘則針對性的提出將廣東省來料加工貿易向研發和營銷延伸的發展策略，以經濟軟環境的改善為基礎，將大量貼牌生產加工貿易企業由中外合資轉為中方獨資企業，走自主發展道路。由于長期以來外商企業掌握著加工貿易指定生產和價值鏈控制等優勢，我國難以實現契約背景下的要素稟賦主導型加工貿易升級。然而，在我國環境意識日益增強和勞動力成本上升的情況下，外商重新布局低端加工制造業為我們創造了貿易轉型的機會，我國民營企業將成為參與新型加工貿易的主力軍。目前，福建省部分民營企業已經開始了包括品牌建設、設計研發以及內外貿一體化的自主加工貿易探索，改貼牌生產為自主品牌生產，整合設計、生產和銷售等產業價值鏈，派出高級專業人才前往加工貿易轉型升級較為成功的日本和韓國等地取經，集合人力、物力和財力探索發展本土高附加值和高科技含量加工貿易，改革“中國制造”為“中國創造”。可以想象，伴隨我國“十二五”經濟發展期間自由貿易區、保稅物流港口以及加工貿易園區政策的逐漸完善，新型加工貿易將繼續推動我國經濟走向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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