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與文化的讀后感

　　《語言與文化》是一位開拓型的語言學大師羅常培先生撰寫的一本探索語言與文化關系的小書，被認為是中國文化語言學的開山之作。以下是小編帶來語言與文化的讀后感的相關內容，希望對你有幫助。

　　語言與文化的讀后感 第一篇

　　在【語言與文化】下編這部分，一開頭就開始講明了字與文化的一種唇齒相依的關系——沒有文化就沒有文字，沒有了文字文化也會慢慢失去傳承。

　　作者的態度在這本書里可以很清楚的找到：在文化這輛車上，漢字只是外殼，是輪子，不是發動機，更不是操縱方向盤的。也許通過這個我可以猜測作者的想法是文字是載體，文化是核心，也就是文字是文化發展的一個表現。感覺就像文字是文化的附庸。

　　可是換一個角度來看，在作者的陳述中也能感覺到的是文字是文化的另一種表達方式，它和語言、繪畫、音樂一樣，將文化這種比較抽象的概念，以一種其他人可以輕易接收的方式表達出來。就像女書，就像各個民族的文字。書中所提到的女書的形成，就和當時婦女的生活息息相關，她們不能通過和男性一樣的方式——上學讀書——來學習文字這種書面的表達方式，可是她們又需要向遠方的人傾訴，那時又沒有傳音的物件，于是女書這種表達方式就出現了，它的出現解決了當時婦女對于向他人傾訴而又無法傳達的問題，其實進一步說，就是反映當時當地的社會風氣和文化——婦女沒有社會地位，但是依然希望能和男性一樣擁有傾訴和爭取幸福的權力。各民族的文字同樣也是反映了各自的生活情況，特別是文字還停留在象形文字的時候，放牧民族的文字多是出現牛羊，農耕民族的文字多是出現土地，放牧民族文字更形象，農耕民族文字更規矩——或許是當時游牧民族的社會結構簡單，條文和規矩更少，人們的生活更加自由和簡單，而農耕民族更多的是集權制度，人們生活在規矩方圓中，這種情況在文字中就反映了出來。

　　文化在文字中的除了會以文字結構來表現，還會以文字的排列來表現，這種文字排列就是我們的句子。在句子中，詩句反映的似乎更加明顯，就像作者引用的一句“取之于心而注之于手”，對于一首詩而言，取的是一個人的“心”，而對于眾多的詩篇來說，取的就是跨越了一大個時代的文化的“心”。就像在詩經中，我們經常能讀到的文字多是擬聲，擬形的，而且多是一些生僻字。可這些生僻字所代表的事物卻簡單明了，就像“瀌瀌”擬雨霧之狀，“喈喈”逐黃鳥之聲，“喓喓”學草蟲之韻，聞其聲而知其意。簡單直接地描述著作者希望傳達出來的意景。其實這也間接的反映了當時的社會文化——樸實，單純，還有率直。作者只是用著一個個疊詞就讓讀者仿佛置身于田野森林之中，若不是他們常與自然溝通、常去聆聽自然，怎能恰到好處的將讀者引入蟲鳴鳥叫之中去呢？隨著時間推移，文化發展經歷了幾起幾落，到了唐宋時期，文字的表達方式也發生了改變，涌現了許多的優秀詩人詞人，留下了大量的作品，可以發現，這時的詩句已經由簡單直率變得委婉含蓄，不再是直接說明環境，

　　而是利用簡單的幾個意象，比如常見的“明月”，“垂柳”，“孤帆”等，勾勒出作者想要描繪的環境，再加幾個字的補充，就給了讀者自由想象的空間，讓詩人想表達的意象自動浮現在讀者腦海之中。從詩句中能感覺到，這時的社會環境已經失去了那種簡單淳樸，上層社會已經開始逐漸腐敗，奢靡之風盛行，有愿者眾多，可也難以扭轉。詩句詞句中透露出來的點點滴滴，無論對也好錯也罷，都忠實的反映著當時的文化，或者說就是文化在書面上的表現形式。

　　所以在讀的過程中，感覺到的最多的就是這些，很多看法和作者表達的態度不同，或許是我不理解原本的意思，或許是誤解了作者的觀點。但是這就是讀完了這部分的最大感受。

　　語言與文化的讀后感 第二篇

　　人是符號的動物，而語言則是所有符號中最為重要的符號，因此文化與語言的關系，是文化與其他任何關系都不可取代的。如果說人與動物的區別是因為人有文化而動物沒有文化，那么，文化中最為重要的一個要素，就是語言。

　　存在。所謂文化就是社會遺傳下來的習慣和信仰的總和，由它可以決定我們的生活組織。”柏默也說：“語言的歷史和文化的歷史是相輔相成的，它們可以互相協助和啟發。”由這些話看來，我們可以知道語言和文化關系的密切，以及它們所涉及的范圍的廣博。下面就來看看有那些方面吧！

從詞語的語源和變遷看過去文化的遺跡

　　在各國語言里有許多現在通行的涵義和它們最初的語源迥不相同。如果不明了它們的過去文化背景，我們簡直推究不出彼此有什么關系來。可是，你若知道它們的歷史，那就不單可以發現很有趣的語義演變，而且對于文化進展的`階段也可以反映出一個很清晰的片影來。例如，對中國古代語言和文化的關系，我們便不能撇開文字。現在和錢幣相關的字，像財、貨、貢、賑、貸、賒、買（買）、賣（賣）之類都屬貝部。貝不過是一種介殼，何以用它來表示錢幣的含義呢？相信很多人都知道中國古代曾經用貝殼當做交易的媒介物。秦以后廢貝行錢，但是這種古代的貨幣制度在文字的形體上還保存著它的蛻行。又如當初造字時“紙”字何以從纟（糸）呢？那是因為在蔡倫沒有發明造紙的新方法和新材料以前中國曾經用絲絮造過紙。還有“筆（筆）”字，從“竹”從“聿”，《說文解字》解釋說：“聿，所以書也。”就是說，聿是用來寫字的工具。秦漢時期，筆桿大多是用竹子做的，所以又加了竹字頭。

從造詞心理看民族的文化程度

　　從許多語言的習用語或俚語里，我們往往可以窺探造詞的心理過程和那個民族的文化程度。現在姑且舍去幾個文化較高的族語不談，單從中國西南邊境的一些少數部族的語言里找幾個例子。例如，云南昆明近郊的彝族叫妻子做“穿針婆”，云南獨龍族叫“結婚”做“買女人”。從這兩個語詞我們可以看出少數民族社會對于妻子的看法和買賣婚姻的遺跡。當我們調查文化較低的族語時，遇到抽象一點的語詞，像代表動作或狀態一類的詞，往往比調查看得見指得著的東西困難得多。可是一旦明白他們的造詞心理以后也可以引起不少的趣味。比方說，昆明近郊的彝族叫“發怒”做“血滾”，“欺負”叫“看傻”，“傷心”叫“心冷”，這幾個詞的構成，多少都和這些動作或狀態的心理情景有關。在初民社會里對于自然界的現象，因為超過他們知識所能解答的范圍以外，往往也容易發生許多神意的揣測。例如，福貢的傈傈族把“彩虹”叫做“黃馬吃水”，路南的撒尼（彝族的支族）把日食叫太陽被虎吃，月食叫做月亮被狗吃。

從借字看文化的接觸

　　語言的本身固然可以映射出歷史的文化色彩，但遇到和外來文化接觸時，它也可以吸收新的成分和舊有的糅合在一塊。所謂“借字”就是一國語言里所糅雜的外來語成分。它可以表現兩種文化接觸后在語言上所發生的影響；反過來說，從語言的糅合也可以窺察文化的交流。例如把外國語詞的聲音轉寫下來，或混合外國語言和本地的意義造成新詞。就像純音譯的：軟椅叫沙發（sofa）,咖啡coffee、可可cococa、朱古力chocolate等；音兼義的（即有些借字雖然音譯的，但所選用的字往往和那種物件的意義有些關系）：廣州話把領事叫做江臣（consul），把電話叫做德律風（telephone），還有美國涼爽飲料譯作可口可樂（coca-cola）；還有音加義的：廣州話襯衣叫恤衫（shirt）,普通話冰激凌（ice cream）、卡車（car）、卡片（card）等。

從姓氏和別號看民族來源和宗教信仰

　　中華民族原來是融合許多部族而成，盡管每個部族華化的程度已經很深，可是從姓氏上有時還可以窺察它的來源。這種例子在歷史上和現代人里都容易找到。比方說，尉遲氏是唐朝的望族。相傳于闐王室在唐以前就屬Vijaya（藏語）一族。于是于闐國人到中國來往的都以尉遲為姓氏。至于唐代流寓長安的尉遲氏諸人，大概出自3個來源：一支出自久已華化的后魏尉遲部一族；一支是隋唐之際因沖質子而到中國來的；還有一支是族系和來歷都不明白的。還有慕容氏本來是鮮卑姓，他的后裔分化成了兩支：一支是廣東東莞容氏，一支shiite山東蓬萊慕氏。這兩姓看起來你毫不相干，其實是出于同一個祖先的。姓氏和別號有事也可以反映出宗教信仰。中國回教徒的姓固然有和漢人相同的張、王、劉、楊、李等等普通姓；同時也有他們特有的回、哈、海、虎、黑、鮮等純回姓和馬、麻、白、滿、藍等準回姓。純回姓都以回教徒的譜系作基礎，準回姓就有依據漢姓來的。因此我們有時可以根據這些姓氏就可以推斷他們是不是回教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