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晉地區夏商西周春秋時期的農具論文
夏朝是中國歷史上第1個進入階級社會的初具政權職能的國家，其生產力發展水平雖然與堯舜時代差別不大，但社會性質卻截然不同。在其管轄疆域內，擁有軍隊、監獄等國家機器，王位也成了世襲的繼承制。夏朝的中心地域是今晉南、豫西地區。晉南素有“夏墟”之稱。中華民族從遠古的蒙昧走向文明，山西地區的發展具有標志性的意義。夏代的都城相傳是“禹都安邑”，其所在地約為今天的山西西南部，這里是夏族活動的中心地區之一。近年來，考古工作者通過對山西省夏縣東下馮遺址的考古發現，其遺址年代與夏紀年基本相當。
從考古資料與相關文獻推測，夏朝時社會生產力已有了較大的發展，夏王朝建立本身就是社會文明進步的產物。首先，青銅器物的出現，昭示著山西在生產技術和金屬冶煉技術方面領先全國，山西在夏代就已經進入青銅時代。其次，是先進的農業生產工具———耒耜的普遍使用，極大地促進了農業文明的發展。第三，懂得了農田水利建設對農業生產的重要性與必要性。第四，懂得了天文歷法對于農事活動的重要性。最后，手工業也作為專門的生產部門，在社會生活中占據了重要的位置。
關于商族的起源，有人認為是在山西晉南地區。具體說，山西垣曲的商代城址，即文獻上所謂的“湯始居亳”的亳都。垣曲商城不僅有較為完整堅固的城墻、城壕以及城門，而且區分出宮殿區與一般居民生活區，在居民區還伴有灰坑和墓葬。陶器與青銅已是這一時代較為普遍的器物。商代祖乙當政，因河決之患，曾遷都于耿，一般認為“耿”即今山西河津耿鄉，這里一度成為商代的統治中心之一。商都遷耿，大大促進了山西方國文化與農業科技的發展。
代商而立的是周王朝。在周伐商之際，位于山西的大部分商方國，如虞（今山西平陸北）、芮（今山西芮城縣西）等也相繼叛商歸周。周初分封諸侯，叔虞封唐。
西周之后，中國社會已經進入春秋時代。春秋時期的晉國是“春秋五霸”之一，經濟強大，國力強盛。經濟是一個國家的基礎，也是國家的命脈所在。在西周初期，晉國僅是“地方百里”的偏侯，而到春秋中期則一躍成為稱霸諸侯的軍事強國，這種變化是以其迅猛發展的經濟為基礎的。
夏、商、西周3代，人類擺脫了原始農業進入溝洫農業時期。農業經濟已成為社會經濟的最重要的部門，農耕方式也發生了重大的變革。處在三代統治中心或近緣范圍的山西地區更不例外。此時的黃河中下游已成為中國農業發生最早的地區之一，而且較早脫離了山地，向河流兩岸平原地區發展。在此基礎上形成了以種植粟、黍為主的旱作農業。當時在平原地區發展農業，排澇是突出的問題，由此形成以排水洗堿為目的的溝洫系統以及與此相關的一套農業技術，成為戰國之前黃河流域農業的最大特色。山西在夏、商、西周3代的農業技術也正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展開和發展的。
春秋時期，由于晉國的強盛，在國民經濟諸部門之中，農業和畜牧業是基礎產業，因為人們的生活日用品特別是食品，幾乎都需要農牧業提供，許多手工業的原材料也要靠農牧業提供。隨著晉國疆域的不斷拓展，晉國農業才真正獲得了長足的發展。
人類社會的'發展，最能體現生產力發展水平的是勞動工具，夏代的農具主要有石斧、石刀、石鐮、石鏟、蚌刀、蚌鐮、蚌鏟、骨鏟等，石斧主要用來砍伐地上的荊棘和雜草，鏟是用來翻田松土的工具，許多石鏟平面為有肩形，由此可遺址總面積約25萬m2，發現夏時期的房屋、水井、陶窯、溝槽和墓葬等遺跡，出土了各種不同質地的兵器、樂器、生產工具和生活用品。
夏縣東下馮夏代遺址山西靈石王家大院耕讀磚雕圖知，這是一種附加木柄的復合工具。刀和鐮都是收割工具，這時對農作物是連莖稈一起收獲的，說明人們已經知道利用農作物莖稈了。耒、耜、鍤都是這一時期普遍使用的木質農具，先秦文獻中也都有使用這些工具的記載。耒、耜、鍤都是挖土工具。這些木質的工具在遺址中很難保留下來，但在一些灰坑或窖穴的土壁上留下的印痕卻可以證實當時確實有使用這些工具。另外，在許多窖穴底部發現了已經腐朽的粟和其他的糧食，這從一個側面印證了當時農業生產的發展水平。漁獵仍是農業經濟的補充形式，發現的漁獵工具有石球、石鏃、骨魚叉、網墜、魚鉤等，且青銅已經用于制造生產工具，除了銅鏃、銅魚鉤外，還有銅鑿、銅錛和銅錐。這些都是狩獵、捕魚和手工業所需的工具。截止到目前，還沒有發現銅質的農業生產工具。從考古資料來看，這一時期出土較多的農業生產工具仍是石器（山西長治小常小神村夏代遺址出土的石鏟、石刀、石鐮，山西夏縣東下馮村夏代遺址出土的水井、石刀、石鐮、石鏟，山西翼城感軍夏商遺址出土的石鏟、石刀，山西永濟東馬鋪頭夏商遺址出土的石刀，等等）都說明了這一點。
目前已經發現的商代農具中，石器最多，都是通體磨光的斧、鏟、刀、鐮、錛等。其次是骨蚌器，最難見到的是青銅農具。山西長治小常小神商代遺址出土的有孔石刀、石鐮、石鏟，山西靈石旌介村商代墓出土的石鐮，山西盂縣北村商代墓出土的石刀、蚌鐮，山西垣曲古城南關商代遺址出土的石鏟、石刀、石鐮，山西垣曲商城商代遺址出土的石刀、石鐮、石鏟、骨鏟，等等。為什么在發達的青銅時代，卻很少發現青銅農具？其實，制造先進鋒利的農具并不需要很復雜的技術，問題是商朝統治者根本就不想這樣做。“國之大事，惟祀與戎”的國家，不可能把先進的青銅技術首先應用于農業。所以，考古發現常見碩大精美的青銅禮樂器和數量極大的鋒利的兵器，青銅農具卻少得可憐。除了石器、骨蚌器之外，商代還大量使用著木質農具—耒和耜。木質農具在夏代就有，商代則更多更先進了。
西周的農業生產工具有了明顯的進步，比如耕地用耜，除草用鏵、，收割用、艾。其中鏵、、3字皆用金字旁，說明當時農業生產工具已有金屬制造的農具。但這時的農業生產工具還是以石器、骨器、蚌器和木器為主，如山西天馬曲村西周遺址出土的石鏟、石刀、石鐮（《文物》1998年11期），山西芮城東莊東周遺址出土的蚌刀,等等。
當然金屬農具還沒有普及，因為青銅在當時還很昂貴。西周時期，根據相關史料推斷，可能已將馬、牛等畜力應用于農業生產。
在春秋時期，山西地區一些新型農具出現。山西芮城春秋墓出土了石犁，與此同時，青銅農具也出現了。晉國遺址所出土的完整的青銅農具有三四件，青銅鏟（鍬）1件，出自侯馬上馬的11號墓。這件鏟長13.2 cm，寬9 cm，上部有銎，銎延伸到鏟面，銎孔之中尚存朽木。鏟是現代的名稱，古人稱此種工具為“錢”。但是到目前為止，山西地區還沒有發現完整的青銅犁。雖然此時的青銅農具種類和數量相對較少，但青銅農具的創制，標志著人類金屬冶煉技術走向成熟，這為冶鐵技術的產生和發展，作了物質和技術上的鋪墊，同時也標志著一個新的時代的來臨。春秋晚期至戰國，晉國及三晉已經出現并使用鐵制的農具，如鑊、鏟、镢、鋤、鐮等。鑊、鏟、镢是挖土工具，鋤是中耕除草工具，鐮是收割工具。鐵制農具在山西地區已經出現，但還不是十分普及。《國語·齊語》（戰國）載：“美金以鑄劍戟，試諸狗馬；惡金以鑄夷斤，試諸壤土。”美金指的是銅，兵器等用銅制造。惡金即鐵，只能用來制農具。考古發掘出土的春秋時期的鐵制農具也不多，但也有重大發現。如：1956年冬，山西省文管會侯馬工作站在山西省侯馬市北西莊東周遺址中，7個探方內共發現居室2座、窖穴5個。這些居室和窖穴的出土遺物有陶器、骨器、蚌器、銅器、鐵器和銅范等6種。其中陶器最多，骨器、蚌器次之，銅器、鐵器和銅范數量極少。鐵器只有殘犁鏵1件，說明春秋時期冶鐵業已經有了發展，鐵器已經開始應用到生產工具方面，但出土的鐵器數量少，也說明當時鐵器的應用還不十分普遍。這里值得一提的是，山西在春秋文化遺址中出土了1件殘鐵犁鏵，比歷史學上普遍關注的戰國時期河南省輝縣的鐵犁出現的時間要早，這說明山西農耕技術水平有了長足的發展，比其他地區較早應用鐵犁耕地，同時這也正在孕育著一場新的技術革命，預示著新的農耕時代的來臨，從而引起新的社會變革、新的制度的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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