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天津城市文化的蒙古族因素的論文

　　天津地區是我國古代游牧文化與農耕文化的接合部，自有宋代起，隨著中原王朝的勢衰和北方民族的崛起，天津地區成了兩種文化沖突、角逐前沿。天津地區曾相繼處于契丹、女真、蒙古等北方民族的統治之下，使其城市文化融入了大量北方民族的文化特質，其中蒙古族對天津城市文化發展的影響不論是范圍、強度和深度來說都是空前的。然而有關這方面的專門研究卻極為鮮見，本文利用有限的歷史資料和相關成果，以蒙古族與天津城市發展的歷史脈絡為切入點，從槽運、儲糧、屯田、商業、民俗等方面來闡述天津城市中的蒙古族因素，揭示蒙古族文化對天津城市發展的影響和作用。

　　1206年(金章宗泰和六年、元太祖元年)，大漠南北處于女真人統治下的三十靴靶統一在蒙兀室韋的杰出首領鐵木真的摩下，建立了大蒙古國，并以此標志著給予中國乃至世界以巨大影響的民族—蒙古族的形成。蒙古族剛一形成，恰逢大金國處于內外交困、風雨飄搖之中，蒙古族敏銳地抓住這個歷史機遇，展開了反抗金國統治、爭取民族獨立并取代女真人的斗爭，從而使蒙古族與天津地區有了最初接觸的機會，也促使天津城市的萌芽狀態。

　　剛剛形成不久的大蒙古國，在成吉思汗的統領下，建立了軍隊、設置了管理機構、頒布了法律、發展了經濟，并相繼征服西夏及維吾爾等地，國勢大增。1211年(金大安三年、元太祖六年)，成吉思汗誓師伐金，一路勢如破竹，摧枯拉朽，二月出兵，九月攻入居庸關，十月就來到了金中都燕京城下，雖沒能攻下金都，但掠奪了包括天津薊縣在內的金中都周邊各地，沉重打擊了金朝的統治，動搖了金國的根基。

　　1213年7月(金至寧元年、元太祖八年)，蒙古大軍再次伐金，利用金國朝廷內部動蕩的機會包圍中都燕京，同時分三路對周圍千里范圍的金國各州縣進行大規模的攻伐劫掠，逼迫金廷于1214年3月(金至寧二年、元太祖九年)納貢求和。蒙古撤兵后，中都周邊已是赤地千里，遍地廢墟，金國都城難以維持，金宣宗只好讓太子留守中都，于當年5月遷都汁梁。同時金廷為了維持中都周圍的統治，一邊大力籌建地方管理機構，一邊對在抗擊蒙古軍隊攻掠中有功的官吏加官進爵，天津地區就是這個時候被設置了“直沽寨”，而梁佐、李咬住也是這時被金朝賜姓完顏、晉職為都統和副都統的，所以蒙古族的壓力促成了天津早期城市的萌芽。

　　金廷遷都后，中都空虛，這讓成吉思汗看到機會。1214年6月(金至寧二年、元太祖九年)，蒙古大軍入古北口，重新圍攻中都燕京。7月，金太子逃回汁京。1215年5月(金至寧三年、元太祖十年)，金中都留守元帥自殺，燕京官兵投降，蒙古軍隊實際控制了燕京及其周邊各州縣，天津地區也就相應地納入蒙古汗國的統治之下。

　　1233年(金天興二年)，蒙古大軍攻陷汁梁，翌年金哀宗自殺，金亡。1239年，蒙古軍入藏。1247年，吐番藏傳佛教薩迎派首領率部歸服蒙古。1253年，蒙古軍入云南，破大理。1254年，又破善闡(昆明)，滅段氏大理。1271年，建元朝，定都燕京并改其名為大都。1276年，元軍攻占臨安(杭州)。1279年，南宋亡，元朝統一全國。

　　元朝統一全國后，效仿中原王朝建立政權機構，錄用儒臣，提倡儒學，扶持農業，安撫臣民，使國家逐步穩定和發展起來。

　　天津地區歸入元帝國后，元朝政府強化了對天津地區的行政管理，使其裴南重地的作用進一步突出。海河以南的靖海縣屬河間路，歸清州管轄;海河以北屬大都路，其中寶低縣歸大都路總管府，漁陽縣歸薊州，武清縣歸廓州管轄。元朝定都北方，需要把全國的財物源源不斷地運往大都，為此元政府在天津地區先后建立了接運廳、臨清萬戶府、鎮守海口屯儲親軍都指揮使司、鎮撫司等管理保護海、河槽運的眾多軍事機構，并在沿河地區設立了直沽廣通倉、倉上、南倉、北倉等倉儲基地。1316年(延佑三年)，元政府在三岔口地區設置獨立管理海河地區的行政機科獷一一“海津鎮”以取代金朝的“直沽寨”。海津鎮的設立在天津城市發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義，標志著天津城市的基本形成。

　　元朝實行帶有明顯民族歧視的統治制度，使元朝末年各種社會矛盾急劇激化，以紅巾軍為主的農民起義遍布全國，元朝處于風雨飄搖之中。1358年(至正十八年)，紅巾軍一部揮軍北上，2月占滄州，3月經直沽攻陷薊州，直指大都，次年雖兵敗退走，但此次起義還是沉重地動搖了元朝的統治。1367年(至正二十七年)，朱元璋派大將徐達、常遇春率軍25萬再次北伐，一路勢如破竹，克德州，取長蘆，占直沽海津鎮，沿北運河北上，在河西務大敗元軍后，直取通州，圍攻元大都，元順帝北逃，元朝滅亡，天津地區正式納入明朝的管轄范圍。

　　13世紀中葉，興起于東北地區的蒙古族，用鐵蹄橫掃中原。1271年，元世祖吞并金國，不久滅掉南宋，在大都(今北京)建立君臨全國的元王朝。為調動全國的物力、人力為己所用，元朝十分重視河、海槽運，使天津成為江南上達京師大動脈的重要節點，促進當地槽運、商業貿易的更加繁榮。為屏藩京師，這里又成為屯田與駐軍的要地，其經濟與軍事地位大大超過金代。

　　元初，由于北方連年戰亂、農業生產遭到極大破壞，令元朝“百司庶府之繁，衛士編民之眾，無不仰給于江南”。元政府為解決中央龐大的消費需求，在承繼金代運河槽運的同時，始開海洋槽運。1282年(至元十九年)，元廷命上海總管羅壁、朱清、張暄等人造平地海船60艘，運糧46000余石，船隊經過千難萬險，于第二年從海道至京師，開海洋槽運的先河。此后，海運量逐年增加，1286年(至元二十三年)達57萬石，1290年(至元二十七年)超150萬石，1308年——1313年(至大皇慶年間)增至200萬石左右，1319年(延裕六年)之后每年海運槽糧增至300萬石左右。自元世祖用伯顏之言，歲槽東南粟，由海道以給京師，始自至元二十年，至于天歷、至順，由4萬石以上增而為300萬石以上，極大地滿足了元王朝的物資需求。這些經海路槽運的物資在進入元大都之前，要在直沽三岔口地方交卸轉運，就是把物資從大型海船上卸下，改用小型河船沿北運河北上運抵大都。元代王憋德《直沽》一詩中的“東吳轉海輸粳稻，潮來集萬船”道出當時直沽繁忙的景象。各種槽船在三岔口一帶聚泊，連墻萬艘，水手云集，不僅運來了江南的糧食和物資，還構成海津鎮人口數量急劇增加的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