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口述自傳高中讀后感

　　篇一：《胡適口述自傳》讀后感

　　之前讀過不少名人的自傳，了解了名人的一生。這本書卻有所不同，是通過第三人的角度去詮釋另一個人，讀來別有一番滋味。書中最令我感興趣的就是胡適先生的政治路途。

　　胡適先生的政治生涯開始于一次次的演講，在演講的期間，胡適先生幾乎跑遍了美國，將安吉爾和杜威二人的“新和平主義”傳播。經過各種學生組織的鍛煉，熟練地掌握了西方資本主義的一套會議流程，在今后組織國際性組織和國內組織加以應用，自成一套民主系統。

　　胡適先生一生主張“新和平主義”，所謂的“新和平主義”在我看來就是不抵抗主義或者是反戰主義。最明顯地體現在對中日戰爭的態度上。日本在逼迫中國簽訂二十一條的時候，胡適極力反對中國對日宣戰。當然中國對日宣戰的確是拿雞蛋碰石頭，當時的中國還處于清政府的無能領導之中，結果甲午戰爭，清政府一敗涂地，胡適先生算對了一次。在二戰時期，胡適依然反對中國抗日，原因是中國的經歷實力落后、武器硬件實力不夠。但是，八年抗戰，中國戰勝了日本，這次胡適先生算錯了一次。

　　其實無論是算對算錯，都沒有必然聯系，根源在于胡適先生頑固的思想，一生執著地追求著安吉爾和杜威二人的“新和平主義”，這種主義就是反戰，不抵抗。所以胡適對于戰爭都是持反對的態度，這不禁讓我想到了印度的甘地“非暴力不抵抗”主義。其實這種思想存在局限性，尤其在世界大戰期間，除了日不落的英國在維護自己的地位，法國、德國、日本、意大利等列強都在想辦法擴大自己的版圖，與這些國家談判等于慢性認輸，他們會貪婪地無限之地像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伸出罪惡的爪牙。在二戰時，中國對日宣戰是必然，此時的中國是資本主義政黨主導，與社會主義政黨合作，領導思路先進，兵器設備雖無法與日軍匹敵，但完全是現代化軍備。關鍵這一次是全民抗戰，萬眾一心。所以，筆者對于胡適先生一貫追求“新和平主義”不敢茍同，胡適先生缺乏與時俱進的思辨性。

　　為何安吉爾和杜威兩人會提出這種主張，原因在于第一，他二人都是白種人。

　　他們的文化傳統白得像一條被單。他們的思想、觀念，是完全從歐洲白種人的文化傳統出發的。第二，他二人都是西方擴張主義極盛時代、最富強的帝國主義國家中的上等公民。第三，他們是上述這個社會內的“開明分子”、“社會賢達”、高級知識分子，自命為有教無類的大學者、教育家。他們的人品都是極其善良的：奉行基督，反對戰爭，同情弱小，同情得像賈寶玉同情劉姥姥的孫子板兒一樣。第四，他二人就同胡適之先生、張君勱先生一樣，無拳無勇無錢，而又自命不凡，不甘寂寞，專門歡喜“談政治”的“白面書生”。現在美國的費正清先生等等的社會賢達，還是屬于這一類。而胡適先生的家庭背景也與其相似，家庭出生好，是個完全的白面書生，很容易受到文人政客思想的影響。

　　我讀完后在想，如果當時中國群眾跟隨了胡適先生的“新和平主義”思想，不對日宣戰，那后果又是什么，我現在打的是中文還是日文呢？

　　胡適先生生前一直主張要學會質疑，在疑處生疑。那為何他確不以此來要求自己呢？一生的思想都被安吉爾和杜威的“新和平主義”牽著鼻子走。所以，真理需要通過實踐的檢驗，主義同樣需要與實際情況相結合來看。中國之所以最后能夠取得抗日戰爭的勝利，除了硬件支持外，思想上的先進性決定了戰爭的勝利。胡適先生固然偉大，但不能稱作是偉人。胡適先生雖參加過新文化運動，但并未給中國民主帶來實質性的進程，我指的是民主解放的國民性。總的來說，胡適先生的思想有一定的先進性，但在中國不合適，思想一定要與實踐結合，在實踐中去檢驗思想，與時俱進，不斷更新才行。

　　篇二：《胡適口述自傳》讀后感

　　對我而言，胡適曾經那么的遙遠，感觸不到任何聲息；忽然間，他又那么近了，而又仿佛從未走遠。就是這樣陌生而又熟悉。

　　胡適先生喜歡別人稱其為胡適之先生，不過對于“胡適”這個稱謂也欣然接受。學術界關于胡適的各種論著汗牛充棟，我不敢對其評頭論足，也不奢望添一筆濃墨重彩的論調，只是想記錄一下自己讀完胡適傳記的一點感想。大抵是想說點什么，卻又說不清楚，還是那種熟悉而陌生的感覺。

　　陌生是很正常的。我不是出生在書香門第，自然也接觸不到太多關于胡適先生的書籍，即使是書香門第怕也不是很多。那時，大陸少有胡適先生學術的著作，雖然海外已經蔚然成風；那時，少有胡適先生的痕跡，雖然有人大呼北大應該有這位老校長的銅像，但沉默成了最好的拒絕。這樣那樣的因素學術思想由于裹挾了政治而變得難以名狀。

　　然而，卻又是如此的熟悉，你信么？你我都離胡適很近。有幾句話，你一定聽說過：“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等等，我們一定能夠耳熟能詳，但未必所有的人都知道這是胡適說的。“中國需要的是醫治貧窮、愚昧、貪污、疾病、擾亂，而不是革命”這樣的論調，在激情歲月遠離的今天，又似乎有些現實的味道。這就是胡適先生，陌生而又熟悉。

　　貿然揣測一下年輕人讀名人傳記心理，恐怕只是單純崇拜因素的人少，多是想吸取一些精華，以期自己能追隨其腳步。我就是抱著這樣功利的目的，經常“排查”哪個名人和我的起點相似。這樣的心態往往對名人小時候的經歷不是太感興趣，因為時光不能倒流，不能效仿“砍櫻桃樹”壯舉了。但是名人傳記大抵都是從出生就寫起的，從無憂無慮的童年到青年勤學再到艱辛的中年以至功成名就，隨便再推介一下自己的家鄉。《胡適口述自傳》也是這樣的一個敘述的方式，而且更側重的是其學術的總結評價，耐不住冷板凳的我自然讀不進去，但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唐德剛的注釋成了傳記更為精妙的部分，以至于有了“先看德剛，后看胡適”的言論。

　　去年，唐德剛先生故去，作為胡老夫子的關門弟子，他所有關于胡適的著作中沒有粉飾老師為“圣人”，反而客觀中肯，毫無隱晦之意，在今天漫天飛的傳記里，怕是少有的極品了。唐德剛說胡適是“近代中國惟一沒有槍桿子作后盾而思想言論能風靡一時，在意識形態上能顛倒眾生的思想家。”但是又說其：“搞政治胡適后天不足，在主觀條件上，胡先生所缺乏的是：他沒有大政治家的肩膀、中上級官僚的臉皮和政客與外交家的手腕；他甚至也沒有足夠作政論家的眼光”。這樣的論斷，胡適先生聽了也許只是笑而不語，因為他說：“我受了十年的罵，從來不怨恨罵我的人，有時他們罵的不中肯，我反替他們著急。有時他們罵的太過火了，反損罵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們不安。”何懼這點小小的評論？

　　政治歸于政治，學術歸于學術，是一個民族成熟的象征。坦率的講，胡適在30年前的中國曾是一個禁忌，而如今，胡適慢慢的又回來了，塵埃落定后的生活也許需要更多一點“循序漸進”的言論。對于“五四”不同的看法，不應該阻擋胡適先生其他成就的“樹葉”。畢百年之功于百日維新誠不可信，但胡老夫子所舶來的杜威主義卻是一點一滴真誠的社會改造（熊培云語）。

　　是該讀一點“胡適”了，把陌生變得熟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