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產業區域融合發展現狀及政策走向論文

　　產業融合存在行政區劃績效考核的鎖定,缺乏有效的區域分工。長期以來,制造產業是地方政府重要的稅收來源和GDP的重要組成部分。傳統的行政績效考核體制使得產業融合基本上是在地方行政區劃范圍內發展。行政區劃所形成的界限大大制約了產業融合的自然發展……

　　上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科技的迅猛發展和信息技術的廣泛應用,世界先進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普遍得到快速發展。但是,由于諸多因素的影響,我國產業融合發展現狀尚不盡如人意。為此,需要通過一系列政策措施,激勵先進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在區域層面上的融合發展,以提高我國產業的國際競爭力。

一、發展現狀。

　　從我國產業融合發展整體現狀來看,經濟發展速度較快、現代生產服務業較為發達的地區往往是產業融合發展較好的地區。東部沿海地區由于搶占到了改革開放的先機,一些具有良好區位條件、經濟基礎和資源稟賦的地區率先發展,服務和制造產業集群迅速興起,初步實現了產業間的相互融合,形成了一大批產業集群。這些產業集群主要分布在珠江三角洲地區、長江三角洲地區和環渤海灣地區等。而中西部地區由于各種歷史和社會的原因,服務產業的發展一直沒有得到很好的重視。雖然有部分地區依靠當地資源優勢也出現了產業融合的趨勢,但與東部地區相比仍然存在很大的差距。從地區差異上來看,東部地區現代服務業產值占GDP的比重最高,中部地區高于西部地區,東中西三大區域間差距較大,地域發展的不平衡性表現得較為明顯。

　　在我國區域內產業融合的地理分布上,越是接近區域現代服務業中心,制造業集群發展勢頭就越猛。上海作為服務業高度發達的中心城市,其生產服務業越發展,周邊地區制造業也越能受益。據計算,上海生產服務業每增長1%,蘇、滬浙三省市工業增長0.918%。雖然中西部地區雖然也有制造產業集群的產生和發展,但從總體來看,中西部地區的產業集群從數量和區域分布來說,都處于不均衡的狀態,其原因在于區域性現代服務中心的發展滯后,產業融合存在一定難度。

　　如果按照制造業產業集群的分布情況來統計,2007年東、中、西部地區的產業集群數量比例約為75.8∶12.1∶9.1,東部地區的集群數量遠高于其他兩個地區,中西部地區的產業集群數量相對來說少得多,甚至整個中部地區的制造業產業集群數量相加(約為557個),還沒有浙江一個省的數量多(約為561個)。另有研究表明,1985年~2003年間,除了煙草制造業向中西部地區的云南、四川和安徽集中外,其他27個制造業都不同程度地向東部地區集中。

二、制約因素。

　　1.產業融合存在行政區劃績效考核的鎖定,缺乏有效的區域分工。

　　長期以來,制造產業是地方政府重要的稅收來源和GDP的重要組成部分。傳統的行政績效考核體制使得產業融合基本上是在地方行政區劃范圍內發展。行政區劃所形成的界限大大制約了產業融合的自然發展,表現為地方政府行為在產業融合的形成過程中經常發揮著主導甚至決定性作用,尤其是當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跨境分離時,受地方利益的驅使,各種地方保護主義勢必會增加企業的交易成本。這大大阻礙了區域間專業分工的發展,使得產業發展經常出現只有“扎堆”而無“融合”的現象,企業難以通過產業融合走向高端道路。在區域經濟發展的過程中,這種模式容易出現低水平的重復建設,規模攀比,過度競爭和資源浪費,缺乏對產業鏈的橫向和縱向整合,產業融合效應難以充分釋放。如,我國的產業布局通常表現出“一鎮一業”或“一縣一業”的格局,且鎮與鎮或縣與縣之間存在著嚴重的產業同構化的問題,即使是經濟最發達的長三角地區也不例外,上海與江蘇的同構率達90%,與浙江的同構率也達70%。產業結構的雷同經常會演變成引資大戰,而引資大戰反過來又使同構現象在更高層次上重演,結果造成資源的極大浪費。

　　2.區域內產業發展存在明顯兩極分化態勢,部分地區產業融合難度大。

　　無論是東部地區還是中西部地區,分布最多、最廣的是傳統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和中低端的生活消費品產業集群。這些產業集群依靠的是低廉的土地和勞動力要素,生產方式較粗放,產品的創新意識不夠,且過于依賴外部市場,因此,產業融合發展的質量不夠理想。另一方面,在東部地區內部,一些顯現出勃勃生機的高新技術產業集群及創新型集群主要集中在少數幾個高科技園區,規模和數量都十分有限。同時,生產服務產業集群的區域發展情況也不理想,如研發、設計、營銷以及金融等服務產業,仍只分布在京、滬、廣、深等少數核心城市。這種產業集群類型的不協調造成了東部地區內經濟發展潛力和優勢的不均衡。

　　3.地區經濟發展所需的生產要素流動不協調,不利于產業鏈的延伸。

　　東部地區在全國服務業中牢牢占據了領先和優勢地位,要素的使用效率也要高于其他地區,從而吸引中西部的廉價勞動力、自然資源、資金等要素源源不斷流入。這種要素流動所產生的巨大的集聚效應,將中西部地區限制在低端要素、原材料供應商的角色,進一步加大了中西部區域產業融合的難度,拉大了地區間的差距。另一方面,在區域內部,大城市和中小城市、城市和鄉村、城市內部城區和郊區的經濟發展落差較大,使得區域中心城市的極化效應大于擴散效應,即吸納和集聚周邊地區生產要素的效應遠勝過向周邊地區擴散生產要素、帶動促進周邊地區共同發展的效應。因此,企業、人才、資金等各種資源不斷向區域中心城市聚集,使中心城市與周邊地區差距逐漸拉大。

　　4.制造業與當地生產服務業關聯程度較低,缺乏區域內產業融合的需求。

　　我國制造企業在全球分工體系中多處于加工制造環節,缺乏在上游研發、設計環節,以及下游市場營銷環節(如品牌經營)的延伸。這些從事中低端環節的企業多為勞動密集型企業,內部成本中最主要的部分是員工工資,企業生產成本可以依靠廉價勞動力供給進行控制,相對容易得到補充。因此,沒有動力引進外部更廉價的、效率更高的勞動生產率供給來源。

　　本土企業普遍缺乏對高端生產服務市場的需求,對區域內本地生產服務的需求就更為有限,不利于區域內生產服務業的聚集發展以及產業融合。同時,產業轉移到中國的制造業大多屬于跨國公司全球生產組織體系中的封閉環節,產品線和產業鏈延伸不足,產品設計、關鍵技術和核心零部件、營銷網絡規劃等產前和產后服務都主要依賴于母國企業總部的規劃,對國內服務業的中間需求嚴重不足。此外,外資制造業所需的高級管理人員培訓、物流服務、法律服務、廣告策劃、市場調研等商務服務,也表現出明顯的外向化特征,缺乏產業融合的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