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詞】 婦科治法；醫學史

　　治法是指臨床辨明證候之后，在治療原則的指導下，針對病證的病因病機所擬定的治療方法，是臨證運用成方和創制新方的依據，對選方用藥具有指導作用。

1 婦科治法的奠基

　　治療經驗的積累是婦科治法形成的前提。在治法形成、發展的過程中，治法的形成后于方劑。原始人在用動植物充饑的過程中，便產生了完全依賴于經驗的早期治療；由于這種醫療活動由偶然逐漸過渡到自覺運用，人們對植物、動物和礦物治療作用的認識不斷擴展。大約在商周時期，相對單味生藥來說，更加安全有效的復方“湯液”已然走進先民的生活。現存最早的方書《五十二病方》估計載方數量原在300個以上，由于縑帛殘缺，字跡毀損，今存283首。僅依所存內容統計，涉藥247種，涉病103個，涵蓋內、外、婦、兒、五官各科。據此足以說明，此時方藥知識已頗豐富。但客觀審視，它只是西漢以前先民醫藥經驗的一種記載，因為書中不僅沒有方名，組方也顯得稚樸，更不見治法內容。

　　從現存文獻來看，治則、治法之研究，始于《內經》。《內經》不但提出了適用于指導治療各種疾病的總則，諸如“治病必求于本”、“無盛盛，無虛虛”、“無致邪，無失正”；而且提出了一系列針對病機的原則性治法，如《素問·至真要大論》所云“寒者熱之，熱者寒之……”、“其高者，因而越之；其下者，引而竭之……。”不過，作為一部中醫基本理論專著，該書較少也不可能針對各種具體病證提出具體治法。即便是在《素問·腹中論》中談到治療婦女血枯經閉，雖完整地敘述了“四烏賊骨一藘茹丸”的藥物組成、合藥方法及服法，亦不曾言及治法。

　　真正融理法方藥于一體，體現出因證立法、以法系方精神的著作，首推東漢時期醫圣張仲景《傷寒雜病論》。且不說《金匱要略》中的“下瘀血湯”、“溫經湯”、“小建中湯”，其方名本身已暗寓治法；在其治療婦產科疾病的有關原文里，于方證前后明示治法者亦屢見不鮮。如，《婦人妊娠病脈證并治》云：“（妊娠）所以血不止者，其癥不去故也，當下其癥，桂枝茯苓丸主之”[1]67。“婦人懷娠六七月，脈弦發熱，其胎愈脹，腹痛惡寒者，少腹如扇……當以附子湯溫其藏。”[1]67《婦人產后病脈證治》云：“婦人乳中虛，煩亂，嘔逆，安中益氣，竹皮大丸主之。”[1]71《婦人雜病脈證并治》云：“……此名轉胞，不得溺也。以胞系了戾，故致此病，但利小便則愈，宜腎氣丸主之。”[1]76書中對瘀阻胞宮之“胎漏”，主張以桂枝茯苓丸“下其癥”；對陰寒內盛之妊娠腹痛，提出“當以附子湯溫其臟”；對實質屬于婦女癃閉的“轉胞”，提出用腎氣丸“利小便”，分別開啟了后世醫家確立“化瘀消癥”、“暖宮散寒”、“溫腎化氣行水”等治法的思路。因此，我們認為，在婦產科治法發展史上，該書洵為奠基之作。

　　自晉至唐，內容關乎經帶胎產各個方面的醫著日豐。這一階段的著作基本因襲了仲景模式，即：治則、治法多在病因病機的探討或方證甚至方名中體現。如，《小品方》用治妊娠腰腹痛之“安胎止痛湯”，系以方名體現“安胎止痛”之法；治妊娠惡阻，主張“宜服半夏茯苓湯，數劑后，將茯苓丸”，指出“淡水（痰水）消除，便欲食也”，實則通過方中半夏、茯苓等主要藥物能令“淡水消除”的功用特點，暗示“化痰健胃”的治療大法。孫思邈于《千金翼方·婦人篇》推介“羊肉生地黃湯”為“主產后三日，補中理藏，強氣力，消化血方”[2]，顯又昭示出治療產后病的一個通法：補虛化瘀。考察此階段醫家治療同一病種的方藥不難發現，其治法確已相當繁富。即以治療妊娠惡阻為例，不但有上述《小品方》半夏茯苓湯與茯苓丸合用所體現的化痰健胃，降逆止嘔法；而且有《集驗》青竹茹橘皮生姜茯苓湯所體現的清熱化痰，降逆止嘔法；有橘皮竹茹人參白術生姜厚樸湯所體現的健脾益氣，降逆止嘔法和《古今錄驗》柴胡湯所體現的散風疏肝，溫中止嘔法。以治療崩漏而言，僅從《小品方》的所載七方中，就可以大致總結出4種治法：活血化瘀法（單味芎藭湯）、收澀止血法（炭類及煅動物骨殼）、清熱涼血法（生薊根汁、生地黃汁）、益氣養血法（由大棗、阿膠、黃芪、甘草組成的大棗湯）。用以對付較為復雜病情的通用方，往往更是一方而兼眾法。如《千金方》之小牛角鰓散就集清熱涼血、溫腎壯陽、養血益陰、收斂止血等法于一體。

2 婦科治法的發展

　　宋代婦產科疾病治療學的發展是劃時代的，此期出現了針對病因病機而提出來的各種治療法則，包括婦女各個特殊生理時期的總治則，以及婦產科臨床多種疾病及其各類證候的具體治法。這種治則治法的提出，標志著中醫婦產科疾病治療學從經驗積累走向了理論總結[3]。此期著作的一個特點是，治法一般以病因病機理論作為基礎，且多于總論中明確提出；具體方藥則另置于方證各論中。如，《胎產大通論》對月經不調者首先提出：先期而行者，血熱故也，法當清之；過期而行者，血寒故也，法當溫之。《女科百問》：“或因風冷墮胎者，血冷相搏，氣虛逆上，則血結不出，搶上攻心，則煩悶，亦多致死。當溫經逐寒，其血自行也[4]”。《婦人大全良方》：“此一卷論中風……今之治法，先宜順氣，然后治風，萬不失一”。散布于宋代醫著中的婦產科治法還有許多，不僅有對前代醫家所創治法進行忠實繼承者，更有突破前人理論桎梏，提出不同治療觀點的創新一派。如，關于產后調治，前人基于產時血水俱下的直觀認識，大多強調“血氣皆損，故陰陽俱虛”（《諸病源候論》），孫思邈為此主張：“產后虛羸，唯得將補。”宋代醫家如陳自明、陳無擇、楊士瀛等，則意識到敗血為患的危害，反對補之太早，力倡祛瘀。《婦人大全良方》云：“療產后氣血俱虛，慎無大補，恐增客熱，別致他病，常令惡露快利為佳。”[5]81

　　金元時代，隨著劉、李、張、朱四大醫家具有獨特見解的學術理論體系形成，婦產科治法亦出現了一些新的進展。劉完素率先提出應視婦女生理階段特點而分別從腎、肝、脾論治的看法：“婦人童幼天癸未行之間，皆屬少陰；天癸既行，皆從厥陰論之；天癸已絕，乃屬太陰經也。”[5]495張子和本著人身氣血“貴流不貴滯”的觀點，主張攻邪不分性別：“陳莝去而腸胃潔，癥瘕盡而榮衛昌……可吐則吐，可下則下，豈問男女乎？”[6]但慮及女性生理特點，多采取先攻后補的步驟。如，治療婦人月事沉滯不行，他首先以桃仁承氣湯加當歸下之，繼則投服四物湯調補。李東垣于崩漏、帶下病不但有論，而且有法有方。如，他認為暴崩屬火，久崩則化為寒。前者當除濕祛熱，益氣升陽，方用升陽除濕湯、涼血地黃湯；后者“宜大補脾胃而升舉血氣”[7]，方用益胃升陽湯、升陽舉經湯。其在“補其中，升其陽”治法思想指導下創制的補中益氣湯，更成為后世婦產科臨床治療氣虛不攝、氣虛下陷等病證的名方。朱丹溪在帶下、不孕、閉經、月經不調諸病的治療中，倡導燥濕化痰，行滯開閉；對妊娠安胎，主張“產前當清熱養血”等，皆為婦科奇難病證的治療開辟了新的途徑，無一不對后世具有深刻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