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情況判決是指法院確認被訴行政行為違法，為了保護重大公共利益而不予以撤銷的一種判決，保護既存公共利益是情況判決的立法初衷。但在情況判決當中仍不能忽視對個人利益的應有保護。個人利益保護不能僅僅局限在事后獲得賠償方面，還應作為一客觀要素，納入到利益衡量的序列，成為判斷公共利益損失程度以及是否適用情況判決的參照標準。

　　[關鍵詞]情況判決利益衡量行政訴訟

　　一、從一個典型案例說起

　　安徽省高級人民法院[2004]皖行終字第51號行政判決書：2001年8月，被告歙縣人民政府與第三人黃山徽蘭房地產開發公司簽定了《小北街改造項目協議書》。2002年8月，第三人以（歙）房預售證第005號預售許可證向社會公開預售上述協議書項目開發范圍內新建房屋。2003年3月31日，位于該改造項目范圍內原告張鐸所有的小北街15號的房屋（原告持有該地歙國用[2000]字第813號國有土地使用證）被拆除，原告張鐸提起要求撤銷被告該具體行政行為的訴訟。一審法院判決：確認被告歙縣人民政府以《小北街改造項目協議書》形式規劃、管理和利用小北街15號地的行為違法，責令被告采取相應的補救措施。其判決理由是：雖然被告沒有按照法律的規定和法庭的要求提供作出被訴具體行政行為的全部證據和所依據的規范性文件，應視為該具體行政行為沒有證據、依據，依法應予撤銷。但由于小北街15號地塊事實上已被納入小北街地段整體改造，且整體改造已全部完成，如判決撤銷可能造成重大損失，故應適用《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58條（以下簡稱第58條）之規定確認其違法。原告不服，認為小北街地段是商業開發，而非整體改造，撤銷被訴的具體行政行為不會給國家利益或者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損失，故不應適用第58條之規定，即以一審認定事實不清，適用法律錯誤為由提起上訴。2004年7月13日安徽省高級人民法院基于同樣理由作出了“駁回上訴，維持原判”的終審判決。

　　本案（以下簡稱為開發案）屬于情況判決適用的典型案例，法院依據司法解釋第58條，基于對涉案公共利益的保護，對本應撤銷的被訴行政行為只確認其違法以保留其法律效力，從而使該公共利益得到保全。但案件的審結并不意味著糾紛最后的塵埃落定，違法的行政行為因為保護公益而逃脫了法律的應有制裁，個人合法利益因為公益的考量而失去了應有的司法救濟，司法的公正，法律的威嚴在個案當中被模糊化。這些也正是情況判決制度自設立以來一直飽受爭議的重要原因。本文擬就案中原告個人合法利益保護在實質意義上缺失的現實對情況判決制度中個人利益保護問題予以探討，以圖對個人利益保障這一法律目標在情況判決適用中得以更好實現并有所裨益。

　　二、情況判決中的利益衡量問題

　　情況判決制度由日本首創，經由我國臺灣承繼完善，之后在祖國大陸《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58條中得以確認：“被訴具體行政行為違法，但撤銷該具體行政行為將會給國家利益或者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損失的，人民法院應當作出確認被訴具體行政行為違法的判決，并責令被訴行政機關采取相應的補救措施，造成損害的，依法判決承擔賠償責任。”該條規定即是我國大陸適用情況判決的法律依據。情況判決是指依據一般行政法治規則，被訴行政行為被確認違法就應當予以撤銷，但基于國家利益或者公共利益的考慮而只判決確認該行政行為違法而不予以撤銷，同時責令被訴行政主體采取其他補救措施，并賠償原告因該違法行政行為受到的損害的一種判決方式。其本質即在于對一個本應撤銷的違法行政行為，由于考慮到公共利益只確認其違法，而繼續保持該行政行為效力的判決方式。根據司法解釋第58條之規定，我國情況判決的適用條件主要包括：第一，涉案行政行為違法，依法應予撤銷。第二，如果撤銷該行政行為，將會給國家利益或者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損失。

　　利益是人們一切行為的動力，決定著法律的產生、發展和運作，而法律的基本功能之一也在于對各種利益進行平衡和協調。利益主體多元化的時代里，利益沖突已經構成了社會常態。當利益沖突所引發的糾紛推列到法官的案前時，依法對所有涉案利益進行衡量、取舍和協調就成為糾紛解決不可缺少的司法歷程。在情況判決當中存在著公共利益與個人利益的現實沖突：一方面是如撤銷被訴行政行為，涉案公共利益可能會遭受重大的損失；另一方面如不撤銷被訴行政行為，涉案的個人合法利益則不能得到本應有的保障。由此，作為法解釋方法的利益衡量原則在情況判決的適用當中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一方面需要衡量撤銷或不撤銷被訴行政行為，給公共利益帶來不同的影響；另一方面則需要在涉案的公共利益和個人利益之間進行衡量，而后者對個人利益的保護顯得尤為重要。

　　保護各種合法利益的是法律追求的目標。由于情況判決“承認‘違法卻合乎公益’的情況的存在，而使得公益判斷脫離法治主義的束縛，極端情況下有可能淪為行政機關乃至司法機關的獨占與恣意”1.從而也為涉案個人的合法利益造成更大顯性或隱性的威脅和損害。同時由于公共利益自身固然的抽象性，以及法律對其“重大”程度判斷標準規定的模糊性，決定了情況判決在把法院推到了公共利益與個人利益“裁判者”的位置，留給法官頗大的自由裁量空間的同時，也給留下了諸多的技術難題，造成法律實務中個人利益的在實際意義上的淪喪的現象屢見不鮮。故此，情況判決適用條件得到法律和法理學家的眾多關注。而在這當中對個人利益的衡量與保護則成為關注的焦點。

　　三、個人利益是利益衡量中的獨立因素

　　情況判決中當事人利益保護不僅僅在于獲得事后賠償，還包括是否適用情況判決的選擇判斷過程中，也就是選擇適用情況判決的利益衡量過程中不單單考慮公共利益，而要考慮一切應考慮因素，把個人利益加入對利益衡量的序列當中。

　　公共利益不應該是情況判決中利益衡量的唯一因素。現代社會，公共利益與個人利益具有一致性和沖突兩個方面，個人利益至上或公共利益至上的絕對主義都是非理性的。公共利益也并非是個人利益的簡單相加，就某種層面上講，公共利益只不過是每個具體的個人利益中具有共性的那部分的總和，其源于個人利益而又獨立于個人利益。因此在現實生活中的某一具體時空之下，兩者不可避免地會存在著沖突與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