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學術史研究的新探索論文
在熊鐵基先生80華誕之年，我們欣喜地讀到了先生的新作《漢代學術史論》，一種“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的感觸油然而生。這本大著不僅僅因為它是一位耄耋老人的新作，更因其實現了學術史研究的新探索，提供了諸多啟人心智的學術見解，而令人肅然起敬。作為后學，評論先生的大作實在是力有不逮，但確有不少感想欲一吐為快。所以，筆者不揣淺陋，把初步的閱讀感受連綴成篇，以求教于熊鐵基先生及學界同人。
一 探索學術史研究的新模式
熊先生在“前言”中說：“開始碰到的問題是：寫一個老題目，如何能不一般化?能否與已有的學術史有所不同?”在課題研究之初，他就抓住了學術史的創新問題，要寫出與眾不同的學術史。經過一段時間的思考，熊先生把漢代學術史研究的創新，定格在三個方面，一是提出“學術載體”研究，這是以前的學術史所不曾關注的;二是研究學術發展問題，要重視影響甚至決定其發展的諸多因素，譬如要研究整個社會歷史、文化背景等;三是注意漢代學術發展的綜合性特征①。有這三個方面，熊先生的漢代學術史研究，就基本上與前人的研究區別開了，就可以成就一本別樣的學術史，不再蹈前人之轍。這是作者在寫作之初為自己提出的研究路徑，而其最后的成書，如何實現了這些設想呢?我們試做簡單分析。
首先，關于“學術載體”的研究。這的確是作者提出的一個新問題，前人的學術史著作中基本不涉及這一范疇。作者對自己提出的這個新問題給予了高度關注，用了兩章幾近10萬字的篇幅來進行討論。作者開宗明義寫道：
學術有載體才能流傳，什么是學術載體呢?主要是兩個：一是人，人的頭腦;一是物，有文字圖形的物，又主要是書籍，故書籍又稱“載籍”……研究漢代學術史，從這最基本的載體———人和書問題談起，也許更加牢靠一些②。
于是，循著這樣的思路，作者就對漢代創造與傳播學術的學術傳人以及學術思想賴以展示和保存的載籍做了系統考察。考察分為兩章，即第二章“漢初的學術載體”和第三章“兩漢學術載體的演變”。其中，最重要的是關于載籍的考察。從載籍的角度考察學術史，以往的漢代學術史研究中，只有民國時期出版的顧頡剛的《漢代學術史略》①中有所提及。該著有一個專章“經書的編定與增加”，但僅有幾千字的篇幅，并沒有深入或展開。其他的漢代學術史著作，則幾乎都不涉及這個問題。學術史不同于學術思想史，要全面展示學術發展的盛況、全貌，對載籍的研究是題中應有之義，載籍研究應該納入到學術史研究的范疇中來。而且，熊先生對載籍的研究也的確收獲頗豐。他在第三章第一節“圖書的集散與傳世本的初定”中得出結論：“不可否認，先秦典籍在漢代大多已非原貌，有漢人以己意所作的各種改變，甚至參入一些原書所無的內容……傳世先秦古籍，是經過漢人改定的，這一點完全可以肯定。”②這就是一個非常值得關注的結論，蘊含極為重要的學術思想價值，本文后邊還要重點分析。如果不是通過對載籍的系統考察，就無法對漢代學術的這一特點給予明確地揭示。所以，熊先生在學術史著作中提出學術載體的考察問題，是他的一個貢獻或建樹。
但是，熊先生對于“學術載體”的理解，筆者并不完全贊同。先生把學術創造的主體———學人，也作為學術載體來看待，似乎不符合一般的思維邏輯。如果可以這樣看待的話，那豈不是說，人是學術的對象物，學術借助于人獲得存續和發展?學術是脫離人而獨立自存的客觀存在，而人的頭腦只是學術存續的寓所?而事實是，人是創造學術的主體，離開人就沒有所謂的學術。把學人當作學術載體，在邏輯上是講不通的。當然，這只是一個概念的使用問題，筆者并不反對在學術史的范疇內，來考察人的問題，考察特定時期學人的狀況，學術的傳承。如果不把人的研究劃入“學術載體”的范疇，而提出“漢代學人群體研究”這樣一個命題，是不是就可以完成熊先生提出的使命呢?
其次，關于從整個社會歷史和文化發展的廣闊視域來研究學術的發展問題。這實際上是一個為人們所熟知的方法論思想，即傳統唯物史觀所揭示的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方法論，是中國學界普遍遵循的方法論思想，本沒有什么特別的地方，但就筆者看來，在這一方法論思想的應用方面，熊先生的大著達到了前人所不及的水平。
自從唯物史觀傳入中國學界，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就是一個人們共同遵循的方法論原則，所有的文化史、思想史、學術史研究概莫能外。在傳統的思想史研究中，最引人注目也最有成就的，就是所謂的侯外廬學派。所以有人提出侯外廬學派的概念，就在于這個學術群體有他們突出的.方法論特色。比如國內學界較早提出“侯外廬學派”的龔杰先生就說：“《中國思想通史》集中體現了侯外廬學派的特色和成就，其中對學術界影響最大的，就是注重思想史與社會史的關聯。在侯外廬學派看來，思想史應以社會史為基礎，即把思想家及其思想放在一定的歷史范圍內進行分析研究，把思想家及其思想看成是生根于社會土壤之中的有血有肉的東西。”③龔杰所強調的就是侯外廬的思想史研究所具有的鮮明的“注重思想史與社會史的關聯”的學術風格。方克立、陸新禮的論文，談到侯外廬學派時，也如是說：“‘侯外廬學派’……其基本主張是用以唯物史觀為核心的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來研究中國思想的發展，強調思想史研究與社會史研究相結合，可以說是中國思想史研究中的唯物史觀派。”④其實，所謂侯外廬學派就是嚴格遵循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方法論原則而形成的有共同學術風格的一個學術群體，其最為明顯的學派特征就是重視社會史研究與思想史研究的結合，側重于從社會出發去認識思想的發展，是堅持和貫徹了“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思想方法。
但是，弄懂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是一回事，恰當地運用這一原理去解決問題、揭示思想發展的歷程又是一回事;所以，我們看到，在這一原理的實際運用中，取得的實際效果并不理想，很多思想史著作中，社會歷史環境的描述和思想發展的闡述并不融洽，或者干脆就是兩張皮，歷史背景、社會環境即社會存在的描述在思想史著作中多是生硬地貼上去的，人們并不能從中看到思想進程與歷史進程的必然聯系，即使在侯外廬先生主編的多卷本《中國思想通史》中，這一問題也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這是在過往思想史、文化史、學術史研究中普遍存在的教條主義傾向。
即使一些非馬克思主義的學者，也懂得思想發展與社會歷史環境的關系，也努力在為思想的發展尋找社會歷史環境的因素，重視思想發展的歷史平臺問題。如徐復觀先生就有這樣的認識。他曾寫道：
我研究中國思想史所得的結論是：中國思想，雖有時帶有形上學的意味，但歸根到底，它是安住于現實世界，對現實世界負責;而不是安住于觀念世界，在觀念世界中觀想。所以，我開始寫《兩漢思想史》時，先想把握漢代政治社會結構的大綱維，將形成兩漢思想的大背景弄清楚。而兩漢政治社會結構的特色，需要安放在歷史的發展中始易著明;因材料及我研究所及的限制，便從周代的政治社會結構開始①。
在這樣的認識基礎上，他的兩漢思想史研究，就從思想史賴以發展的歷史基礎的研究開始，先完成了一本題為《周秦漢政治社會結構之研究》的著作。但是，他認為，這本著作實際上就是他的《兩漢思想史》研究的一部分，所以，在后來完成兩漢思想史研究，出版《兩漢思想史》著作的時候，則把《周秦漢政治社會結構之研究》一書，改名為《兩漢思想史》的第一卷，納入其三卷本的《兩漢思想史》之中②。但是，作為一部完整的思想史著作，這個第一卷和后邊的第二、第三卷在著述邏輯上有什么意義關聯呢?后邊所描述的思想發展，如何從這個第一卷所描述的歷史背景中引申出來呢?就全書的結構說，后邊的兩卷，和前邊的第一卷則是脫節的。從歷史的邏輯出發，思想的發展沒有蘊含在歷史的發展之中;從寫作的著述的邏輯出發，第一卷和后兩卷之間則沒有內在的邏輯聯系;二者是生硬地強拉在一起的。
要寫一本歷史與思想交融發展，將思想、文化、學術的發展，真正置于歷史的舞臺上展示出來的思想史或學術史著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弄不好就會有教條之嫌，出現歷史與思想兩張皮現象。大概正因為如此，在改革開放的新時期，沖決了教條主義的牢籠之后，有人就干脆舍棄了為思想或學術尋找歷史基礎的麻煩，直接采取棄之不顧的簡單化做法。例如20世紀90年代出版的王鐵的《漢代學術史》，就沒有安排這樣的章節，不再去為思想或學術的發展，貼上一個并不融洽的標簽③。2004年出版的《中國學術通史(秦漢卷)》，基本上也是回避了這個問題，僅在其第一章中用千余字的篇幅交待了一個時代背景④。但是，熊鐵基先生的著作，在這方面有了較好的探索。
《漢代學術史論》為學術的發展尋求社會歷史、文化及政治基礎的努力，主要是通過第一章“漢代學術的歷史和文化背景”和第四章“影響學術發展的重大舉措”這兩章來完成的。在第一章中，作者安排了“春秋戰國時期社會急劇變化與發展大勢”“百家爭鳴的學術文化及其實質”和“漢代政治歷史的主要特點”三節;而在第四章中，則寫了“博士制度的形成、演變及其影響”“‘賢良對策’及其意義和影響”“石渠閣‘會議’的意義”“劉向父子校書”“東漢初年的文化政策”“君臣講經與白虎觀‘會議’”“興學與校書的制度化”等七節。從這兩章的節目標題中可以看出，熊先生為漢代學術所尋找的社會歷史基礎，主要的不是傳統的以生產力與生產關系所表征的社會存在，而是時代的歷史特點和政治制度;對于思想的或學術的發展來說，政治制度的影響可能更為直接。以往的思想史或學術史著作中，所以會有教條主義，呈現存在與思想兩張皮的狀況，則是我們機械地把存在僅僅理解為經濟方面的因素，因為認定生產力是一切歷史發展的終極原因，就直接從生產力的發展來解釋思想的發展。而我們忘記了，從生產力這個終極原因到思想的發展之間，存在著多么復雜的中介因素，思想的發展是不容易直接從生產力的發展中引申出來的。經濟基礎更多地是直接地決定著政治的變化，而政治則規范和制約著人們的社會行為和思想活動，思想更多地是和政治發生聯系。如果從政治制度的角度去看待思想和學術，就可能發現其中的直接聯系，在解讀社會存在決定思想和學術的發展的時候，就不會顯得那么教條和生硬了。于是，在熊先生的書中，他所研究的博士制度問題，石渠閣會議、白虎觀會議以及東漢初期的文化政策等，這些雖然屬于政治方面的問題，是漢代學術所依托的政治因素，而同時也可以看作是學術發展不可須臾離開的要素，從而學術的發展就和當時的社會、政治、歷史文化背景等等社會存在的諸方面，緊緊地聯系在一起了。可以說，熊先生在解決思想史和學術史研究如何實踐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方法論問題上，做出了有益的探索。
最后，作者提出的重視漢代學術發展綜合性特征研究之目標，也基本上實現了，但這不屬于學術史內容體例方面的探索，而是具體的學術見解，我們放在下一部分再來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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