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當代知識景觀之一是知識傳統觀念的式微和全新知識觀念的勃興。這一所謂的全新知識形態，我在此姑且稱為"后知識話語"（post-knowledge discourse） 。作為一個顛覆性概念，后知識話語的革命性意義不容忽視。本文在簡括清理知識傳統觀念的基礎上，試圖審辨"后知識話語"之可能及其若干問題。

　1，知識傳統危機與語言修辭的打造

　　傳統意義上的修辭是語文學的一項內容，指文辭運用技巧，屬具體方法范疇。在后知識話語中，語言修辭被提升為知識話語存在的基本方式，這一變化對知識本身固有之性質造成了致命的沖擊。

　　理查德·羅蒂在闡發自我的實用主義的后哲學文化之時，把西方知識傳統稱之為"大寫的哲學"，認為這種"大寫的哲學"在歷史上獲得了兩種基本形態：一是所謂的"先驗哲學"，一是所謂的"經驗哲學"。值得注意的是，羅蒂認為"重要的一點是要認識到，經驗哲學家，即實證主義者，還在從事（大寫的）哲學。" 也就是說，不僅先驗主義屬于"大寫的哲學"，就連經驗主義這種表面看似完全不同的東西也被框置于"大寫的哲學"之內。我認為，羅蒂的這一思想值得注意，他給我們指出了一條如何認識知識傳統的路徑。

　　在傳統知識觀念中，形而上學一直占據著重要地位。形而上學的一個最大特點就是它的先驗特征，也就是說，它的對象在時空界限之外，在感覺和意識之外，具有非實在性，是一種終極意義上的存在，比如，真理、根源、上帝、本質、等等；它的研究方法是在抽象基礎上的邏輯演繹和思辨。當代的一大批學者都對形而上學有過類似的不同程度的反思 。經驗與先驗相對，性質完全不同。經驗在知識傳統中之所以具有意義取決于經驗科學本身的發展，實證科學的誕生和被廣泛認可使得經驗本身成為了知識關注的基本對象之一。經驗對象是有限的，物質性的，經驗通常通過人的感覺和意識來確認對象的存在。初始經驗強調的是感覺的可重復性，而后來不斷發展的經驗則在科學實證性上找到了可信的依據，實證科學通過實驗很好地解決了經驗領域里存在的確定性問題。這樣一來，問題的關鍵就在于，為何羅蒂把經驗這個性質完全不同的概念也歸于所謂的"大寫的哲學"之中呢？或者說，我們應在何種意義上來認識經驗的形而上性質呢？在羅蒂看來，經驗主義傳統"特別是自伽利略表明可以怎樣把時空中的事件置于以前柏拉圖認為可能只是對另一個世界有效的優美的數學規律之下以來，還有一些像霍布士和馬克思這樣的（大寫的）哲學家，他們堅持認為，時空構成了唯一存在的實在，而真理就是與這個實在的符合。在19世紀……站在經驗主義一邊，也就是認為，自然科學，即關于時空中的事物如何運作的事實，就是所存在的所有真理。" 簡言之，經驗之所以可以與先驗相提并論，經驗主義之所以被提到了與先驗主義并駕齊驅的地位，其根本原因在于，經驗盡管沒有采用純粹邏輯演繹和思辨的方法，沒有認定超時空界限之神秘性的根源性意義，但它對所謂的真、善的迷戀，它對事物表面背后本質的渴求，對事物自身發展邏輯和科學還原能力的堅信，無不表明它在思維模式上、在認知架構上與先驗思維如出一轍。從這個意義上說，經驗哲學的致思方式并沒有脫離形而上學的套路，由此成為形而上學"大寫的哲學"之一種也就不奇怪了。羅蒂把經驗與先驗視為知識傳統的兩種基本形態不乏其深刻的洞察力。

　　應該說，羅蒂對西方知識傳統的分析在某種程度上影響了當代西方知識界的致思傾向，從而成為一種比較普遍地被接受的基本觀點，也正是由此，知識界開始了對自我知識傳統的批判性審視和解構，后知識話語應運而生。

　　羅蒂本人在后知識話語的建構上就不乏實績。他一直試圖在詹姆斯、杜威等學界前輩的知識理論的基礎上發展出一套全新的知識話語，并稱之為"實用主義"，或可稱之為"新"實用主義。羅蒂指出，實用主義只有通過反對"大寫的哲學"，從柏拉圖主義和實證主義的問題中退出來，才可能找到自己應有的位置。比如，羅蒂通過對知識傳統中真理問題的質疑，試圖跳出先驗和經驗所共同擁有的致思模式，從而開拓出后知識話語存在之可能：

　　對于實用主義者來說，真的句子之為真不是由于與實在相符合，因此我們就無須費心去問，一個給定的句子是與哪一部分實在符合（如果是與實在相符合的話），我們就無須費心去問，是什么把它’造成’為真的（正如一旦一個人決定應做什么，他就無須費心去問，在實在中是否有什么東西使這個行為成為履行的正確的行為）。因此實用主義者感到無須費心去問，柏拉圖或康德在認為有某個非時空的東西使道德判斷為真時是否對，也無須去問是否缺乏這樣一種東西就意味著這樣的判斷就成為’純粹表達情緒的’，或是’純粹約定的’，或是’純粹主觀的’。

　　就實用主義而言，思考這一類問題顯然是毫無疑義的。那么，在撇開知識傳統之問題之后，什么樣的問題構成了后知識話語之問題呢？或者說，后知識話語應該用一種什么樣的思路來思考問題呢？羅蒂提出了戴維森視域 ，指出，"戴維森主義看待語言的方式，使我們可以不像笛卡爾的認識論傳統、特別是以康德為基礎的唯心主義傳統把思想實體化那樣把語言實體化。因為它使我們不再把語言看作主體與客體之間的中間物，也不是我們用于形成實在圖畫的手段，而是作為人類行為的一部分。" 人類行為本身沒有一個終極的目的論的東西在起作用，它本身既不具有實體意義，也并不構成什么。所以，實用主義的問題意識首先是語言的存在意識，對這種存在意識所設定的價值尺度是功能主義的。用羅蒂自己的話來說，實用主義的標準是"為了某個特別的功能主義目的而構造的暫時支點。""一個標準（從公理中得來的東西、指針所指向的東西、法律所規定的東西）之所以是標準，是因為需要某些特定的社會實踐來封住研究的道路、阻止解釋的回歸，以便做好某件事情。" 這種對研究道路的封堵，對解釋回歸的阻礙，成為了實用主義知識話語的基本建構方式，暗示了后知識話語的基本特征。從這種功能主義的`視角，從對研究道路和解釋回歸的阻塞，后知識話語有了一個比較清晰的致思方式：它首先不需要一種文化和歷史的介入和流連，也不需要一種對知識傳統中真正本質或實體價值的呼喚。這樣一來，知識話語的語用特征首先會被語言修辭所籠罩，因為修辭在相當的程度上把后知識話語的基本特點展露出來了。

　　在知識傳統視野之外對語言進行較早思考的當屬尼采，應該說，尼采給后知識話語的打造留下了相當富有啟發性的遺產。尼采認為，修辭不應理解為一種語言裝飾，也不應理解為從固有本義命名中衍生出來的引申意義。修辭不是語言所派生的或者畸變的一種形式，而是"優秀的語言學范式"。

　　所謂可以用于指涉用途的、非修辭的"自然"語言的事物，是根本不存在的。語言本身就是純粹的修辭詭計所產生的結果。……語言就是修辭，因為，它的意圖只是傳達一種觀點，而不是一個真理。……轉義不能在語言中隨意增減。它們是語言最真實的本質。諸如只在某些特定情形下才能表達其本義的東西是絕對沒有的。

　　尼采的后知識語言觀的洞見揭示出幾千年來西方知識傳統對語言性質的誤解。德曼指出，尼采對形而上學批判的關鍵就在于對語言修辭性質的認定。關于修辭問題，羅蒂在論及戴維森的語言理論時也有重要提示。比如，戴維森一反知識傳統，明確提出，隱喻除了其字面上的涵義或意義之外不存在另外的涵義或意義。他說，"我贊同這樣一種看法，即無法對隱喻作出釋義，但我認為，這并不是因為隱喻說出了某種就字面上的表達而言過于新奇的內容，而是因為隱喻中根本就沒有要去進行釋義的東西。""隱喻僅僅屬于語言使用的范圍，隱喻是通過對語詞和語句的富于想像力的運用而造就出的某種東西，隱喻完全依賴于這些語詞的通常意義，從而完全依賴于由這些語詞所組成的語句的通常意義。" 從這個意義上說，隱喻并不是一個游離于語言之外并對語言的語義產生影響的東西，而只是語言本身必然的一種性質，或者說，語言本身就是一種隱喻。

　　后知識話語的另一個重要的修辭特質是對語義整體論強調。弗雷格有一句頗為流行的名言：一個語詞只有在語句的語境中才具有意義。這一命題又可以引申出另外兩個重要命題：（1）始終不要在孤立的語詞中，而只能在命題的語境中去詢問語詞的意義；（2）始終不要忽視概念與對象之間的區別。彼得·哈克對這兩個引申出來的基本命題的解釋是：首先，一個表達式代表著什么樣的實體，這取決于它的邏輯形式，而其邏輯形式又是由該表達式在語句中出現的模式所決定的。表達式脫離了語句的語境就沒有任何邏輯形式，就不會代表任何東西。可見，在表達式的表意中，邏輯形式及其運用模式成為一個關鍵的東西，而所表達的所謂的對象性實體并不起任何作用。其次，在引入概念語詞時，應該注意明確審辨其定義，這樣才可能確保表達式具有意義。也就是說，概念不一定是某一對象的表達者，概念意義的來源于表達式的整體關系 。實質上，弗雷格關于語言性質的貢獻把知識傳統中的語言工具論傾向一掃而光，使得語言背后所謂的實體存在成為虛假之物，語言意義成為一種自身建構的結果。弗雷格的整體性語言觀對維特根斯坦的語境論語用哲學產生了重要影響。這里略加一筆。維特根斯坦的獨特之處在于，他始終是從語句本身來介入語言的理解和使用的。當然，維特根斯坦對語句意義的理解始終是在整體語用論的基礎上進行的。關于維特根斯坦的語用學思想，彼得·哈克做出了如下闡釋：

　　對于一個語句的理解并非獨立于對于其它相似的語句的理解。一個人可能知道一串漢字符號是一個語句，并且可能像鸚鵡學舌般地那樣知道，那個特定的漢字串意謂某某物。盡管如此，我們仍可能否認他理解那個語句，即使他知道這個語句的含義。因為，理解一個給定的語句需要人們理解在語言階梯式結構中相同"層次"以及較低"層次"的許多相似的語句。在可以說某人理解一個給定語句之前所必須掌握的語言片斷的廣泛程度，依賴于該語句的復雜程度和該語句所處的"層次"。

　　可見，語用并非是知識傳統中所謂的反映和觀照，也并非是一種外在意志的獨斷。就語言本身的修辭特性而言，語用是一種修辭過程，也就是意義本身。這種全新的語言學思想無疑為后知識話語的可能性打開了一扇充滿風景的窗子。在知識傳統已經危機之時，在全新的語用修辭觀完成了自我的建構之時，尋求后知識話語的重新合法化之途是必然的，也是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