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亞悲劇的宗教內涵探析優秀論文

　　透過莎士比亞悲劇錯綜復雜的語言符號，有一個探索的切面值得關注———基督教現代轉型時期的社會思維模式之權力結構的變化，亦即信仰與理性力量對比的變化。當然，在社會思維模式之權力結構的格局中，信仰與理性是密不可分并且常常相互重疊的，信仰需要理性來連綴和填補，而理性則需要在信仰的關照下實現升華與飛躍;然而本文所探討的是二者作為兩種不同的思維方式相異的一面，是二者相對獨立的核心區域，以及由此而來的二者關系中的斗爭性的一面。矛盾無處不在，矛盾的統一性是其內心，矛盾的斗爭性是其外表，由外及內，由外在表現可以窺見行為見諸內在精神。因而，以社會思維模式之權力結構的變化為切面探討莎士比亞悲劇，無論是對于莎士比亞悲劇研究本身，還是對于社會思想史研究，都有一定意義。

　一、社會思維模式之權力結構的變化———基督教的現代轉型

　　基督教的思想體系和話語權力在古羅馬時期登上歐洲主流歷史的舞臺，在幾百年的時間內取得統治地位，主宰歐洲政治文化生活上千年，尤其是在中世紀，其地位已經到了登峰造極、無以復加的地步，在歐洲歷史上寫下了極其濃重的一筆。直到十四世紀文藝復興開始在歐洲的南方萌芽時，基督教才遇到了實際的挑戰，而其作為絕對主導性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和政治宗教機構的地位才逐漸瓦解。基督教從絕對地位向相對地位的過渡的過程是一個漫長的和紛繁復雜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文藝復興的洋洋春潮、宗教改革的疾風驟雨和啟蒙運動的智慧閃光紛至沓來，使歐洲思想文化演進與嬗變的舞臺上流光溢彩，萬象紛呈，而作為歐洲文化的精神內核和基層建構重要組成部分的———基督教則在此過程中實現了其現代轉型，在光與智的閃光中、在血與火的斗爭中，找到了其在現代社會的位置，形成了其現代形態。透過種種思潮和主張的層層迷霧，可以看到，此時期歐洲思想文化的發展過程盡可以還原為宗教———世俗話語權力利關系的范式更替，而這種范式更替則應歸因于社會思維模式之權力結構的變化，而信仰與理性相互關系的變化構成了社會思維模式之權力結構變化的主要方面。自從人類的主觀思維能力與客觀世界遭逢之初，信仰與理性就成為了人類主觀世界的兩根柱子，支撐著人類的精神大廈。隨著精神大廈結構的改進與內容的演進，信仰與理性這兩根柱子的受力情況與歷史使命也處于變化中，呈現出此消彼長的發展態勢。信仰與理性相互關系的變化即構成了人類社會思維模式之權力結構變化的主要方面。理性是主觀與客觀之契合性映照的影像，是人類現世進步的直接動力與現世成就的直接表現。然而，理性的歷史有限性與人類趨真訴求的無限性決定了人類精神大廈的另一根柱子———信仰的必要性。兩根柱子之間的平衡與合理的力量分擔保障了人類思想的平衡，而信仰與理性相互關系的微妙變化也會在意識形態的世界里爆發出新的智慧火花，為人類思想的不斷發展提供不竭動力。隨著基督教的現代轉型，社會思維模式之權力結構中理性的權重增加了，信仰的權重相應縮小了。基督教，作為以信仰為基本凝聚力量和核心要素的觀念體系與社會體系，對于理性的兼容性提升了。宗教改革運動中出現的新教派別之一自然神論很明顯地揭示了上述社會思維模式之權力結構的變化以及信仰———理性關系的變化，可以作為一個典型例證和討論的切入點。美國學者奧爾森在其著作《基督教神學思想史》中引述了英國著名宗教哲學家蘭塞(IanRamsey)對自然神論核心觀念的論斷：“自然神論者中，托蘭德和廷得爾是最著名的代表。他們辯護基督教合乎理性的方式，只是把基督教的獨特性完全刪除而已。只有合乎理性的地方，基督教才是可信的，并且基督教只有重復簡單無比的信念和道德格言的地方才是合理的;這些信念的格言是任何人都可以辦得到的，如果他們有能力和時間獨立研究一個哲學觀點的話。再說一次，他們辯護基督教合理性的方式，只是把它稀釋得面目全非。”［1］574可見，自然神論已經把理性和信仰的比例增大到了基督教可以容忍的最高限度，如果繼續提高，它就不能再成為基督教的一個派別了。自然神論對在理性環境中可以自證的命題的強調，以及其對基督教信仰的高度精簡表明近代西方思想家在理性主義的理論影響和科學技術的現實力量的作用下，在其基督教文化傳統不致割裂的前提下，被動接受同時也主動參與了社會思維模式之權力結構的變化和宗教———世俗話語權力利關系的范式更替。可以說，包括自然神論在內的基督教近現代思想流派聯動于建諸理性權威和自然科學新成就之上的現代文明進程，參與實現了社會思維模式之權力結構的變化和宗教———世俗話語權力利關系的范式更替，促成了基督教現代轉型。

　　二、莎士比亞悲劇式人文主義———社會思維模式之權力結構變化的象牙塔之鏡

　　上述社會思維模式之權力結構的變化集中表現在自然神論的理論和實踐，卻遠遠不僅限于此，而是發生在從文藝復興到啟蒙運動的漫長和曲折的整個戲劇性歷史進程中，在此時期幾乎任何一種社會思潮和宗教、哲學主張中表現出來，成為基督教現代轉型的一個重要維度和重要實現形式。在上述社會思潮與宗教、哲學主張中，集中表現于悲劇藝術里的莎士比亞式人文主義無疑是非常重要的一種。本文以莎士比亞悲劇為主要資源，希冀挖掘文學遺產中的基督教思想文化資源，因而不著重對上述歷史時期基督教各教派的思想進行探討，而將研究的視角聚焦于與莎士比亞悲劇正面和全面相和的人文主義———基督教之糅合思想體系，并以此為中間途徑探索體現于莎士比亞悲劇中的基督教現代轉型期社會思維模式之權力結構變化，希圖獲得最大限度展現莎士比亞悲劇宗教內涵的思想切面。在十四至十六世紀的歐洲，發生了影響深遠的文藝復興運動，而人文主義則是這場思想文化運動中最奪目的一面大旗。肖四新先生在《莎士比亞戲劇與基督教文化》中論述了人文主義的四種主要形態：“一般而言，文藝復興的人文主義主要以四種形態呈現出來：一是在復興古希臘羅馬文化中形成的人文主義，主要以意大利為代表，具有意大利式的感性色彩，可以稱為意大利人文主義，歐文白壁德稱之為‘自由擴張的人文主義’。二是指在意大利萌芽，在阿爾卑斯山以北的一些國家與地區形成的人文主義，主要以德國為代表。它在古希臘羅馬文化中的人本主義精神啟發下，主張通過回歸原初基督教教義改造教會，一般稱為基督教人文主義，也被稱為圣經人文主義。三是在文藝復興晚期出現的人文主義，具有懷疑、憂郁與內省特征，主要以法國和英國為代表，一般稱為懷疑論人文主義。因為蒙田是懷疑論者的代表，所以也可以稱為蒙田式人文主義。而莎士比亞以戲劇的形式，對兩個多世紀以來的人文主義思想進行了全面反思，意識到意大利人文主義帶來了情欲泛濫與道德墮落，試圖用基督教文化中的宗教文化內涵來矯正它所帶來的危機。同時又意識到了基督教人文主義對上帝的本體論依戀，而試圖對其進行矯正，所以莎士比亞最終成為了文藝復興人文主義的集大成者。”［2］43-44信仰與理性，作為社會思維模式之權力結構中的兩個主體，就像人類智慧的兩把利劍，而二劍的爭鋒則是人類思想以及人類文明得以在斗爭中前進的重要動力之一。上述人文主義的四種表現形態實際上是信仰與理性在斗爭與合作過程中擊打出的四朵智慧火花。火花的微光雖然無法完全照亮中世紀宗教蒙昧的黑暗，然而星星之火必成燎原之勢，帶來了新的希望與生機。莎士比亞式的人文主義，作為四種形態中最晚出現和最成熟的一種，從前發思潮的失誤與偏頗中吸取了教訓，在理論的反撥與再反撥中獲得了裨益并發展出了比較合理的思想形態。可以說，莎士比亞是“文藝復興人文主義的集大成者”［2］44。莎士比亞式人文主義并非完全排斥基督教，也并非完全尊奉基督教思想;它在一定程度上容納了基督教的成分，同時也清晰地顯示出革新的因素。莎士比亞式人文主義體現了理性在社會思維模式之權力結構中地位的上升，而莎士比亞基督教思想本身也體現了理性地位的上升。可見，作為莎翁思想整體的人文主義———基督教之糅合思想體系形成于社會思想文化現代變遷的歷史進程中，其兩個基本組成部分都顯示出了基督教現代轉型期理性與信仰關系的變化，顯示出了以這種關系變化為主要方面的社會思維模式之權力結構的變化。悲劇是莎士比亞獲得很大成就的文學體裁，集中反映了作為莎翁思想整體的人文主義———基督教之糅合思想體系。莎士比亞悲劇構成的象牙塔不是脫離社會實際和社會意識形態的文人世界，而是玲瓏剔透洞見思想奇葩的人文世界，就像一面鏡子，映照出基督教現代轉型期的文藝復興時期英國，以及全歐洲社會思維模式之權力結構的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