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當前具身認知發展的心理學分析論文

　　一、具身認知的研究現狀與趨勢

　　自 20 世紀 50 年代第一次認知革命發生以來，曾穩據心理學研究方法支配地位的行為主義取向遭受到空前挑戰; 認知主義研究范式———承認心智、努力探索人的內部心理過程，將內部心理狀態視為抽象表征的邏輯或計算過程———成為西方心理學研究方法的主流。認知主義以邏輯實證主義和生成語言學為其哲學基礎，強調運用邏輯分析方法和語法分析方法探討內在認知過程; 在身心關系上則繼承了自柏拉圖以來的身心二元論思想，認為人的心理與身體無關，認知可以不依賴于其產生的物質基礎———腦而存在，因而持離身認知或離身心理的立場; 并繼承了自拉·梅特利( La Mettrie)以來的“人是機器”的思想，認為動物或機器像人一樣具有智能( 王波，2011) ，因而可以通過動物或機器來研究人的認知或智慧活動。

　　但隨著傳統認知主義的發展，經驗研究也不斷對上述觀點，特別是其離身認知的立場提出質疑:現實中( reality) 的個體擁有一個活的身體( a living body) ，并在現時/實時( real time/on line) 的環境中活動，如果忽略了實際的生活環境，認知科學的實踐意義也必將大打折扣。此外，20 世紀西方哲學由語用哲學向心智哲學的轉向也動搖了傳統認知主義賴以存在的哲學基礎———語言( 義) 哲學。因此，面對第一代認知主義所面臨的上述困境，在神經生理學、認知語言學、人工智能科學以及文化人類學等諸多學科的影響下，以心智哲學為思想基礎的第二代認知科學觀———具身認知觀———便應運而生了。第二代認知科學觀的最突出之處在于針對第一代認知觀將“人腦計算機化”類比的不足進而提出了認知本應具有的特點: 情境性、具身性、發展性以及動力系統性。

　　作為第二代認知科學觀興起背景下認知研究中最重要及最具代表性的研究取向之一，具身認知自誕生之日起就以其理論的革命性與獨特性吸引了眾多研究者與追隨者。十幾年來，具身認知的相關理論與實證研究挑戰了認知科學的諸多研究領域，極大地豐富與完善了認知研究本身。具身認知提出的“身體—心理—環境”三者協同作用的主張，把認知視為“一種情景化的、具身的行為”。( An-derson，2003) 這種對認知過程中嵌入于( embedded) 環境中的有機體的強調極大地改變了傳統認知科學的研究方法，并為意識、情緒、語言等高級心理過程的探討提供了全新的研究思路。

　　當前，具身認知已經成為國內外廣受關注的研究焦點與熱門研究領域，正在以摧枯拉朽的力量動搖著傳統認知科學的基礎，在神經科學、語言學、心理學、哲學、人類學等領域中都可以找到具身認知的擁護者。當前具身認知的研究內容涉及具身認知的理論與來源、具身認知主要內容、具身認知的理論思考等等，并呈現出從哲學研究到實證研究再到應用研究的發展趨勢。但與其他新興的理論或思潮無異，具身認知理論在引入了前瞻性與變革動力的同時，其內部也始終存在諸多懸而未決的爭論。

　　二、當前具身認知發展面臨的困境

　　如前所述，具身認知對傳統認知科學的發展具有很大貢獻，但當前其自身的發展也面臨著諸多困境，主要體現在理論研究、實證研究以及方法論三個層面。

　　1. 理論研究層面: 缺乏統一的理論體系，面臨理論與內涵的“戰國時代”危機

　　不同陣營與取向的具身認知理論在反對傳統認知科學“離身”的本質上已達成共識，但在如何看待身體的作用方面尚缺乏一致性觀點，沒有一種統一的“范式”( 葉浩生，2011) 。在具身認知內部，對于具身內涵的理解有“強”( 激進) 、“弱”( 溫和) 之分。弱具身( weak embodiment) 雖然強調身體在認知過程中的核心作用，但仍然保留了經典認知科學中的計算和表征概念。即計算和表征的內容具備了身體的特征，感覺和運動系統的信息則具備了表征的作用，高級認知過程所加工的內容接納了之前所排斥的身體感覺和運動信息，從而使身體的作用得到了承認，認知加工與身體間確立了一種前所未有的緊密聯系; 而強具身( strong embodiment) 觀則認為弱具身的上述改變僅僅是對經典認知科學修修補補的改革。“強具身觀之所以‘強’……是因為它賦予身體在心智特征的塑造中以重要地位”( Dempsey & Shani，2012) 。強具身觀拒斥以擴展的認知機制保留計算和表征功能的觀點，這就意味著心智實現的唯一途徑只能是身體。因此，雖然“具身認知的影響越來越大，但是如果想用嚴格定義與統一理論來描述它，那就大錯特錯了。……在一些基本問題上，它仍然經受著內部分裂的痛苦”( Martiny，2011) 。心理學家 Wilson 也認為: “盡管具身認知這一研究取向正在贏得越來越廣泛的支持，但是這一取向存在著多樣化的主張，并且引起了眾多的爭論”( Wilson，2002) 。不難看出，具身認知的研究者們在反對什么方面有著共同的、明確主張，但是在內部的、具體的行動綱領上卻是各自為陣。

　　并且隨著數量眾多、擁有著不同理論背景、研究取向與目標訴求的研究者們的不斷加入，對于具身認知內涵的理解更是千差萬別———甚至關于什么是具身化( embodiment) 都未能形成一致性的界定; 缺乏共同立場的理論觀點和日漸增多的分支學科使得人們很難對這一領域中的進步加以評價;而對理論缺乏一致性認同正日益成為阻礙具身認知的理論效力與實際影響力擴展的巨大障礙。

　　2. 實證研究層面: 可重復性不足，存在實驗者期望效應

　　眾所周知，現代自然科學的基礎是實驗科學和形式邏輯，而可重復性是實驗的根本特征之一。實驗結果能夠被重復驗證是科學界普遍接受的檢驗標準，也是判斷研究的科學性與非科學性、正確與錯誤的“黃金標準”。這種獨立的驗證可以證實先前研究的有效性，自馮特以來的心理學無不秉承這則金科玉律。時至今日，如果說具身認知是“一個盤旋在認知科學實驗室的上空的幽靈”，( Gold-man & Vignemout，2009) 則當前的“可重復性”就是盤旋在具身認知實驗室上方的“幽靈”了，具身認知自誕生之日起也面臨著傳統認知加工理論的支持者對其可重復性的質疑。

　　1996 年美國社會心理學家 Bargh 曾報告了一項關于啟動效應與刻板印象的研究。在第一個實驗中，Bagrh 等研究者發現: 啟動了與“年老”( 如健忘的、禿頂的、灰白的等) 相關的詞匯后的被試，他們離開實驗室的步行速度要比那些啟動了與年老無關( 如發現、黃色的、馬上等) 詞的被試慢，而且被試自身并沒有察覺; 在第二個實驗中，那些啟動“粗魯”概念的被試比起啟動“禮貌”相關概念的被試，更傾向于打斷實驗本身; 在第三個實驗中，那些啟動了“非裔美國人”概念的被試，對實驗者提出的不合理要求更加具有敵意。這個極具創新的實驗設計標志著社會啟動效應研究的開端，同時上述實驗結論也被具身認知研究者們視為該領域內的典型例證。Doyen 等( 2012) 在 plos one 上發表了一篇對Bargh 實驗一進行直接重復實驗的研究報告。重復實驗中，Doyen 等人采用更為精確的紅外測速計時設備代替了原先的人工秒表計時，但獲得的數據卻并未顯示出在啟動了不同性質詞匯的被試組間存在顯著差異，即未支持 Bargh 的社會啟動效應。上述實驗結果引發了具身認知心理學領域內部乃至整個心理學內部對于實驗結果的空前爭論，甚至掀起了對于可重復性指標的大規模探討。在此過程中，一些經典的具身認知實驗———它們曾被認為極大地支持了具身認知的相關理論———均存在著無法被直接重復驗證的問題。甚至有少數研究者因為期望效應———更偏愛那些能夠支持其假設的數據和信息———導致了實驗污染甚至數據造假，更使得蓬勃發展中的具身認知運動陷入了空前的信任危機。

　　3. 方法論層面: 具有還原主義與物理主義的嫌疑與傾向

　　無論是強具身認知還是弱具身認知，均強調認知加工過程對身體和環境的依賴性，上述本質被部分心理學家視為一種新形式的行為主義與還原論。他們認為，在經歷了心理學界的“認知革命”以后，具身認知研究似乎正在回歸行為主義。眾所周知，行為主義貶低甚至否認大腦內部的認知加工過程，或者把高級心理過程僅僅歸結為“肌肉收縮”和“腺體分泌”等生理因素，或者認為發生在中樞神經系統中的高級心理過程只不過是一些生理性的“中介變量”。心理學的認知革命推翻了行為主義的假設，把思維、記憶、推理等那些原本離不開生理基礎的高級心理過程置于一個超脫于生理的地位，認為決定行為本身的`正是上述內部認知機制，由此心理學家對認知過程展開了深入探討。目前，這種對行為主義的糾正似乎又被糾正了過來，正在回歸到行為主義的假設。對此，在《關于表征的再思考》一書中，Ramsey( 2007) 就形象地比喻道: 在經歷了認知革命之后，一場相反的革命正在發生。

　　同時，作為客觀實在論的一種表現形式，建立于人類實踐過程中的物理主義無疑是客觀性的代表，也是具身認知理論及術語體系的重要構成。但值得注意的是: 源于邏輯經驗主義的實在論與強調客觀可知性的物理主義，二者之間的共性還有待繼續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