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的精神世界里，始終蘊含著強烈的二元對立色彩，比如理性與非理性、理性與信仰等諸多命題。”…這種主客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滲透在西方思想文化的各個方面，如宗教、哲學、文學等領域。在翻譯界，主客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同樣成為主宰。

　　譯者與著者之間的關系是主客對立的關系，譯者永遠在著者的陰影下工作。以傳統的“信、達、雅”“忠實”“通順”等翻譯標準為例，就是要求譯者成為隱身人，成為機械的語言工作者，完全以著者為核心，以全面而忠實地傳達著者的語言與風格為目的。

　　這樣的標準集中于對外在規則的探討與確立，語言成了一種純粹反映客觀世界和表達思想的鏡像，譯者則成為失去主體的機械的模仿者。這種理性傳統使得譯者片面追求“語言表達的確定性、唯一性和精確性”，希望通過設立普遍標準而使翻譯規范化。這樣的`主客對立的研究范式使得譯者處于從屬地位，也使得翻譯走向單純的技巧探索。

　　譯者與讀者間之間同樣是不平等的。在譯者與讀者的關系中，譯者在翻譯時除了考慮是否按照標準運用語言、忠實原著外，還要考慮他的接受群體，并依據讀者的需要決定自己采用什么樣的翻譯方法。比如傾向于“歸化”的譯者考慮的是這樣的譯文更符合譯人語的習慣，因此會幫助讀者理解;而傾向于“異化”的譯者是因為相信讀者對外來文化的接受能力。總之，讀者的接受能力和喜好口味是譯者所關心的焦點所在。

　　這樣，著者就成為譯者極盡所能“盡忠”的對象，讀者在譯者眼里又是盡力想要討好的對象。“戴著鐐銬跳舞”是多年來翻譯界對譯者地位的一種認同，有些觀點甚至認為這是對譯者的一種贊美。而實際上，譯者這種“一仆事二主”的尷尬地位是導致翻譯舍本逐末、單純追求外部標準、忽視翻譯的本質與目的的根源。從根本上說，這是把翻譯剝離出來作為孤立的客觀對象進行研究的方法。事實上翻譯不是孤立的行為，不是單純的語言轉換，而是一種對話;它不是一種“主體一客體”的行為，而是“主體一主體”的行為。總之，翻譯過程不是一種單純的來料加工的生產過程，是以人為主體的交往過程。譯者作為翻譯過程中聯結兩個主體的重要媒介，更應該充分發揮其主體作用。

　　人類的發展過程可以概括為通過理性去了解自然、征服自然的過程。這種理性傳統一直以來把人從世界中剝離出來。近代的科學實證的理性至上觀點更是把主體的人與生活世界分離開來，人被抽象出來作為一個思維主體，世界則是這個思維主體的認識對象，二者之間的關系是對立的。這種理性傳統在人文科學領域也泛濫已久，甚至連人與人之間的主體問的關系也降格為主客體關系。當理性深入人類生活的一切領域，那時的理性不再是一種思想方式，而變成一種無所不在的****。許多哲人意識到理性帶來的暴力，于是當代西方思潮一度矯枉過正地攻擊理性，并把推崇非理性、反理性認為是抗拒工具理性異化的手段。

　　哈貝馬斯針對理性泛濫、非理性矯枉過正的問題，提出了交往理性。他認為哲學的危機不是理性的泛濫而是理性的匱乏，認為現代社會的核心問題是工具理性侵入到一切領域，而人與人之間的主體交往關系不應受工具理性的控制，應按照交往理性進行。勞動生產過程崇尚工具理性無可非議，在這個過程中人作為主體，致力于征服作為客體的物與自然。然而人與人的主體之間卻不應該是主客對立的關系，應該是通過對話達成共識，也就是一種交往行為。交往行為不是條分縷析的認知，不應該被機械僵化的工具理性所控制，不應因為拘泥于外在規則的理性解析而使交往無法達成，因為人與人之間的交流是為了溝通和理解。這種交往行為不是要完全摒棄理性傳統，而是希望以人文理性取代機械的工具理性。所以，交往理性在肯定理性的前提下，肯定人的主體地位，讓具有人文關懷的理性成為人類交往能夠達成的基礎，而不是成為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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