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語詞序與實義切分的相互關系
詞序是語法手段，它的不同變化可以影響到詞組、句子以及更大的語言單位，改變這些語言單位的意義。它還能夠表達交際目的，語言的最終目的就是交際，語境和上下文就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受到不同詞序的影響，實義切分也不同。
捷克語言學家馬泰鳩斯研究和創立了實義切分理論。運用實義切分法研究句子或者更大的語言單位，能夠更好地分析它們的交際結構、內部構成規律等。
對于俄語詞序的研究，在以往的著作、論文中涉及較多。各國對于實義切分理論的研究也呈越來越廣泛和深入的趨勢。但是在以往的研究中，對于二者的研究大多只是某一個方面的，要么是詞序的規律、功能等，要么是實義切分的產 生以及理論意義等，較少將二者結合起來，研究其相互關系。在本文中，從詞序和實義切分的理論基礎出發，研究兩者的相互關系，從而可以在今后的語言使用中，能夠更加準確地表達交際目的，言語也能夠更加準確、符合邏輯。
一、詞序與實義切分的基本概念
語言的目的是交際，是人們進行思維的交流。因此在交際的過程中，就有理解是否準確的問題。產生這種或準確或不準確的原因，是人類思維的共同性和不同民族心理的差異性。對于俄語詞序的研究，曾經在很長時間內都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之后在對詞序進行的研究中，學者們始終把詞序只定義為“詞的順序”。后來隨著研究的深入，這種定義是有局限性的，于是詞序更多地被認為是句子成分的`排列。這表明，不僅可以以詞為單位，還可以以詞所在的群組等為單位。研究它們在詞組、詞群、句子中的意義，甚至比句子更大的超句子統一體、片段中的排列規則。制約詞序的成分很多，例如：語義、邏輯、句法等，這也就使得句子成分的排列是有規律的。只有依據各個語言的詞序規律進行表達，才能符合民族心理和思維方式，從而達成交際目的。
我們不能說傳統句法學中對于詞序的研究和定義是錯誤的，只是有一定的局限性。因為他們只是在句子中孤立地研究詞序問題，分析詞序的結構特征和功能等。至于后來出現的實義切分理論，則打破了傳統句法學的這種局限性。在理論基礎上，學者運用實義切分法在語境和上下文中研究詞組、句子以及比句子更大的語言單位。這樣，詞序也在連貫話語中獲得了更多的關注。
俄羅斯語言學家維諾格拉多夫在20世紀50年代給予了實義切分以肯定，他說：“有人開始試圖擺脫單純的形式——邏輯窠臼，從而對于語言現象進行研究了，這一點非常值得關注。例如：捷克語言學家馬泰鳩斯就主張區別句子常用的形式——語法分析與實義切分……這些問題的研究，有助于更加深刻地理解俄語的表情手段”[1]。
二、詞序與實義切分的關系
“正是實義切分，使主位與述位的關系，以及在這種關系影響下的詞語的不同位置，成為確定俄語詞序的主要因素”[2]。同時，詞序作為實義切分的形式表達手段，兩者之間的聯系是非常緊密的。接下來我們就從歷時、共時的角度出發，研究詞序與實義切分之間的相互關系。
歷時關系
在20世紀50年代之前，關于俄語詞序的研究一直與實義切分無關。當時對一些術語的命名引起了學者們的注意，但是依據慣例，這些問題不屬于語言學，而是屬于邏輯學或者講話人心理學。一些德國語言學家對于這方面問題進行了心理學論述。例如：19世紀德國學者加別連茨闡述過依次出現在說者思維中的概念。言語中的第一個概念是“психологический суъект”，第二個概念表達了說者想的與心理主體相關的事情，命名為“психологический преикат”。
19世紀德國語言學家帕烏利以類似的方式研究了這些現象。帕烏利認為心理謂語是句子最重要的成分，最強烈的重音就落在心理謂語上。在分析句子Карл еет завтра в Берлин時，帕烏利注意到：根據已知的事情和未知的事情，句子的四個成分每一個都能夠成為心理謂語。這個句子的四種可能的變體適合于四個不同的問題：Куа еет завтра Карл？ Кога Карл поеет в Берлин？ Как отправится Карл завтра в Берлин？ Кто еет завтра в Берлин？[3]除了“心理主語”和“心理謂語”，帕烏利還提出了“粘合成分”的概念。
從歷時的角度研究詞序與實義切分的關系，也是基于許多俄羅斯學者的著作和勞動成果的，例如福爾圖納托夫，彼什科夫斯基。
福爾圖納托夫運用“心理判斷”或“思維中的句子”概念，以區別“語法句子”或“言語中的句子”。他認為，句子中表達的、存在于人物思維中的心理判斷的主語和謂語，不一定要由句子的語法主語和語法謂語表達。例如，句子N.N. приехал из Москвы可以表達這樣的心理判斷。如果N.N.從哪里到來的事實是已知的，那么依據以往的觀點из Москвы本應該做主語?？墒窃谶@個句子中“詞語表象”из Москвы卻做了謂語，而“詞組表象”N.N.приехал做了主語，這正是福爾圖納托夫觀點所認同的。句子Летит птица也可以是這樣心理判斷的表達，在句中主語是“詞語表象”летит，謂語是“詞語表象”птица。福爾圖納托夫特別強調：“語法句子的語法分析，應該與這些心理判斷的分析有嚴格的區分”[4]。這樣，就解決了在所給現象的心理論述中，一定要尋找“心理主體”和“心理謂項”的語言表達方法的問題。
就像福爾圖納托夫一樣，彼什科夫斯基也使用“心理判斷”的概念。但是對于他來說，這一概念不僅僅存在于意識中，還存在于言語中，因為心理謂語在言語中由邏輯重音或者心理重音表達。彼什科夫斯基的觀點對于把這一階段內的心理學研究與語言學的研究相結合，對于以后詞序與實義切分的研究在語言學領域共同發展，具有極其重要的作用。
共時關系
“關于共時與歷時的關系，布拉格學派認為必須強調共時分析的優先地位，但是反對索緒爾在共時研究和歷時研究之間設置不可逾越的障礙，認為共時和歷時是有聯系的，對語言的共時描寫并不排斥對語言的歷時發展的研究。布拉格學派從語言體系歷史發展的角度來研究語言現象。馬泰鳩斯從共時和歷時聯系的觀點，提出對語言的分析比較法，從共時角度比較不同語言的體系，闡明語言的發展趨勢，這一思想為語言的類型研究打下基礎”[5]。我們接下來就以彼什科夫斯基對于詞序與實義切分研究的共時關系為代表進行闡釋。
彼什科夫斯基對于言語的節律——語氣方面的關注使得他非常接近實義切分的問題。但是彼什科夫斯基從來沒有詳細地講解實義切分的問題，他認為這個問題屬于語法范疇。依據他的觀點，語氣和詞序是輔助的句法學方法：“由詞序的變化構成的具有句法學含義的所有變體，完全接近于由詞形和虛詞表達出來的意義，并且在這種意義上，被稱為自由的詞序比語氣具有更少的語法方法。在語氣方面，我們發現一些情況，是語氣方式與為了創建整體意義的語法本身結合，但是在詞序的范圍內我們沒有發現這種情況。這樣，我們能夠確定詞序不僅僅是整體的輔助方法，甚至還是與語氣比較的第二個層面的輔助方法”[6]。
在這樣的情況下，彼什科夫斯基沒有把詞序歸于帶有其他語法方法的系統中。捷克語言學家達涅什后來就通過這個聯系，闡釋在斯拉夫語言中詞組的詞序是“句法關系的附屬成分”。實際上，詞序表達的意義超出了句子的句法結構本身的范圍，并且是處于由詞形和虛詞所表達的意義的角度。這些意義較少受到彼什科夫斯基的關注，依據他的觀點，這些或多或少地超出了語法的范疇。針對于這一關系，彼什科夫斯基認為在句子句法結構的關聯中不存在詞序的問題。
但是在研究的過程中，彼什科夫斯基很正確地注意到，表達詞序的意義遠離表達詞形和虛詞的意義，所以導致了以往沒有嚴格對待詞序。于是他對這一現象的研究過程，整體顛覆了語言學的觀點。最先在斯拉夫語中進行的詞序與句子實義切分關系的研究，也推動了著名的捷克學者馬泰鳩斯的研究工作。繼馬泰鳩斯的研究之后，實義切分理論在捷克語，后在其他語言的語言學中取得了廣泛的傳播。
傳統語言學局限于孤立地研究句子的詞序，不結合交際目的和上下文，通常只把句子進行形式上的切分和研究，即把句子劃分為主要成分和次要成分。而實義切分側重于句子或更大的語言單位的交際目的，因此打破了對于詞序研究的局限性，是一種更為積極、靈活的研究和切分。但是不同的學者，或者同一位學者在不同的研究角度下，對于實義切分的劃分方法都可能不同。
國內外對于詞序與實義切分的單獨研究都很多，有許多的著作。但是把二者結合分析的卻不多。詞序在一定范疇中是自由的，但是語言的最終目的是交際，因此在交際的范圍內，受到語境和上下文的影響，詞序的排列是有規則的，不能夠隨意使用。通過本文研究，能夠更加明確詞序與實義切分的共時、歷時關系，從而希望對今后語言交際實踐的運用起到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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