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學是什么樣的一個學科呢?相關的研究又有什么呢?世界文學畢業論文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在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
摘 要：
“世界文學”自歌德提出發展百年之后，美國學者大衛達姆羅什認同莫萊蒂等人提倡的“世界文學體系”，重新定義了世界文學。結合全球化發展的時代背景，筆者認為，本族中心主義、超經典、權力關系的不平等構成了當今發展世界文學的阻力，認識論與方法論相結合才是世界文學今后發展的道路。
關鍵詞：
世界文學;歌德;達姆羅什;發展阻力;霸權
歌德在1827年與艾克曼的一次對話中提出了世界文學的觀念。他認為：世界文學是一個對話和流通的平臺，各民族文學可以通過進入這個平臺相互交流、取長補短。歌德提出的世界文學的觀念是種理想模式，實際上嚴重忽視東方文學，超經典霸權等西方中心主義的偏見充斥著整個西方文學界。
直至20世紀70年代世界體系理論的興起，世界文學觀念注入了新的活力。受沃勒斯坦的世界體系理論的深刻影響，莫萊蒂等人運用此理論探討了近代世界文學發展的若干規律和結構性問題。
莫萊蒂于2000年發表了《世界文學猜想》一文。他把世界文學看做一種體系，同為一體但不平等：有中心，有邊緣(以及中間地帶)在變動不居的關系中聯結在一起。受進化論的影響，莫萊蒂借用歷史學家分析世界文化時使用的兩個基本的認知比喻：樹和波浪，來闡釋世界文學擴散過程的兩個基本規律。“樹”沿用的是達爾文發明的系譜樹形圖，是指物種在進化過程中，不斷分枝，向外延展，解釋了如何從統一到多樣的過程;而“波浪”的比喻則是來自流體運動的特性：連續性和吞噬性，描述整體性忽視最初的多樣性。他認為文化歷史是由樹和波浪構成的，世界文化在這兩種機制中不停搖擺，其結果必然是綜合性的。即為詹姆遜所說的“妥協”。
卡薩諾瓦在打破全球文學市場的“中心―邊緣”格局的努力中，與莫萊蒂是一致的。她在《作為世界的文學》(2005)一文中，認為存在一個擴展到世界規模的文學實體，即世界文學空間，它不是全球各個民族國家文學的總和，而是一個通過文學生產和流通相互聯結在一起的巨大結構。世界文學的空間是不平等的，有中心與邊緣的權力關系區分，而這個空間充滿從邊緣走向中心的競爭，
艾米麗阿普特2009年發表的《文學的世界體系》可以說是聲援莫萊蒂學派“世界文學體系”口號的文章。從學科發展史的角度出發，綜合歷史學、經濟學、地形學、拓撲學、媒介學、認知科學等分別對世界體系理論和系統理論的應用、發展進行對比、闡釋，論證了莫萊蒂在世界文學方法論時提出的“生態系統”的主張，公開承認文學研究與自然科學領域的系統理論和社會科學的世界體系理論之間的緊密聯系。指出文學世界體系論的光明前景：能增強歐洲中心地區以外的比較文學研究，并能創造性地將時空體與基因類型、歷史與進化論、地形學與拓撲學、地圖與譜系、媒介理論與認知科學結合起來。分析了世界文學存在的巨大風險：認知混合和膚淺的全球主義。
從以上世界文學觀念的變化當中我們可以看出：歌德提出的世界文學觀念是一個體現文化雙向的、民族主義與世界主義并舉的文學觀念。而全球化下的世界文學更多關注的是世界文學體系內部中心與邊緣的不平等的權力關系。全球化下的世界文學不是單一的文學模式，不是民族文學的簡單疊加，而是不同民族、不同文明之間的融合，是一種歷史性的呈現。那全球化下的世界文學究竟該如何理解，大衛達姆羅什在《什么是世界文學?》中對世界文學的三重定義在此值得引述：
1.世界文學是民族文學的橢圓形折射。
2.世界文學是在翻譯中受益的作品。
3.世界文學并非一套固定的經典，而是一種閱讀模式，是一種跨越時空與不同世界交流的一種模式。
這是一種新的世界文學觀念，達姆羅什把世界文學定義為“民族文學的橢圓形折射”，旨在說明民族文學在與世界文學的關系上，源語文化與目的語文化兩者同為一體(即在一個橢圓)，但不受制于其中一方;民族文學不是簡單、直接的“反射”而是“折射”，需要介質才能成為世界文學。
民族文學需要介質才能進入世界文學的行列;在與其他時空的'讀者發生主要聯系，民族和世界就會產生一種“緊張”關系，這些就是構成世界文學發展的三大阻力。
首先是本族中心主義，用自己的普遍標準抹殺他者的差異性，主要體現在外國文化的本土表現進程中。本土文化中的特定文化群體根據自身利益排斥或提高某些價值，形成服務于特定本土利益的典律。勞倫斯韋努蒂在《文化身份的塑造》中曾寫到過現代日本小說的英譯的事例。二戰后，由于美國的出版商和評論家確定了日本文化的形象，形成了對日本小說英譯的“典律”，即便“日本讀者未必有同感”①如谷崎潤一郎的小說，日本人對此反應有些不冷不熱，甚至《細雪》在20世紀40年代被軍人政權中被查禁。但是，《細雪》在英語文化中大受歡迎，因為這種典律體現了“美國式的傷感情緒”，塑造了一個與戰前窮兵黷武的完全不同的唯美化的國度，這很大程度上會造成文化誤讀。通常，譯入語文化的規范及需求在極大程度上扮演著世界文學“把關人”的角色，這主要是體現在翻譯策略上，它影響著文學作品的翻譯、銷售和閱讀。特別是弱勢國家的文學作品翻譯成英語時，幾乎采取歸化策略，擅自操控文本，使得“有意曲解的文本難免淪為某個預先形成的歷史性爭論或理論體系的注腳。”②
其次是超經典。正如馬利安高立克所說，“經典性”及“經典”問題以及這一問題的興衰是學界廣泛探討的話題。經典是理解世界文學的組成部分，大衛達姆羅什在介紹“世界文學”時曾指出，從前世界文學僅僅被分成“主流作家”和“非主流作家”。“直到20世紀90年代前期，歐洲與北美作家仍舊是諾頓選集的焦點所在。”這一狀況在“伯恩海默報告”發表后才有所改變。“現在的主要文選(例如由朗文、貝德福德和諾頓自己出版的文選)收錄的作家多達500人，通常來自幾十個不同的國家。這幾乎讓人相信舊時代以歐洲為中心的經典已黯然消退。”但是經典作家“在各類文集中仍都穩坐江山，無人能及。如同雷克薩斯汽車一樣，高端作家通過后經典潮流獲得了增值，鞏固了他的市場份額。”③這就是達姆羅什所說的“超經典”。“超經典”一直被老牌的“主流作家”占據，積累了雄厚的文化資本，地位不可動搖。而經典三層次中的“反經典”則由低一等的和有“反叛”聲音的非通用語作家組成，他們屬于強勢語言中的非主流文學。結合世界文學的教學實踐，達姆羅什指出由于課時的限制，世界文學的課堂總被超經典霸占著。超經典獨霸，使得有些作品只是曇花一現，并且由于其地位穩固，“反經典”無法進入超經典的行列，世界文學的閱讀范圍受到限制，成為當今世界文學發展的一大阻力。 除了本族中心主義、超經典外，阻礙世界文學發展的另一大阻力就是權力關系的不平等。道格拉斯羅賓遜在《后殖民研究與翻譯研究》一文中提出“翻譯與帝國”這一術語，帝國除了是指統意義上的軍事、政治和經濟實體，更重要的一個身份是文化霸權。在這種權力關系之下，掩蓋的是一種文化對另外一種文化的控制。比如，在現今的翻譯作品中，將其他語言的文本翻譯為英語文本的數量遠低于英語文本翻譯成其他語言的文本。在英美的出版物中，翻譯作品所占份額在20世紀50年代只有2%到4%，60年代為4%到7%。而中國在1892到1913年(處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出版的書籍中，翻譯作品就占了2/3。這也就是勞倫斯韋努蒂所指的翻譯“丑聞”(scandal)。英美文學占據權力關系的中心，對其他弱勢文學進行支配。而處于權力關系邊緣的文學則總是“西方形式與本土的折衷、適應的結果” 。④
正如以上所舉的例子一樣，本族中心主義、超經典、權力關系不平等三者不是單一的，往往相互交錯，世界文學的發展面臨著錯綜復雜的條件限制。
公平對待各種源語文化本是理論研究題中應有之義，然而所謂的“世界文學”過去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于西歐列強的文學作品，現今全球化時代下又有諸多阻力，那么我們該怎樣應對這些困難，發展世界文學呢?
從認識論角度來說，如今的世界文學的發展，需要我們逐漸放眼全球，開闊學術視野。摒棄狹隘的民族主義，公平對待各種源語文化，反對經典與霸權，“跨越世界文學超經典與反經典這一頑固鴻溝，并使之形成比較的新的連接線。”⑤打破主與從、強與弱、殖民與被殖民的等級觀念，讓權力中心的國家地區真正感受到邊緣地區文學中蘊含的思想、情感。
從方法論角度來講，可以采用翻譯和比較研究。翻譯不僅僅是語言文字的轉換問題，同時也是兩種價值取向間的交流、對話。巴西的“食人主義”、“賤民研究”、韋努蒂提倡的“抵抗式翻譯”都是運用翻譯的方法在反霸權過程中的有效嘗試。由于一定的阻隔、距離，兩種文本中必然存在差異，保留翻譯中存在的差異，促使我們使用比較的方法異中求同、同中取異，“在這種同與異的復雜矛盾運動中，尋求表層和深層的聯系性”⑥，由此促進世界文學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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