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國女性體育文化發展模式的歷史演變

　　人類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在于生產的發展。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改變著包括性別關系在內的各種社會關系的發展變化，決定著女性的社會存在狀態，也促進了中國女性體育文化發展模式的歷史演變。中國女性體育文化是隨著女性意識的萌芽產生的，并伴隨著女性存在狀態的變化而發展，不斷衍生出新的女性體育文化發展模式，主要經歷了“自然發展”“精英引導”“政府主導”3個階段。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發展，市場在中國女性體育文化發展中的主體地位越來越明顯，“市場驅動”模式必將是中國女性體育文化的未來發展方向和終極目標。

　　1．1“自然發展”模式:女性體育文化發展的“無組織”狀態從原始社會到封建社會，由于種種社會的、歷史的原因，對自然的依賴和對男權的依賴是中國女性的存在狀態，這時的中國女性體育文化處于無組織的、自然發展的狀態。在原始社會，人類還沒有從大自然中獨立出來，生產力十分低下，以族群為單位居住在一起共同抵御自然災難和動物的襲擊，女性的個體意識因群體的需要被壓抑?！皬穆L的原始社會階段進入文明時代是人類經歷的第一次社會轉型，那種以采集漁獵和簡單農耕為基礎的生產方式和以血緣為紐帶的社會結構，支配它們的以萬物有靈意識和交感巫術為基礎的神秘、直覺思維，以及積淀在神話表象世界中的種種禁忌或集體意象，構成了原始社會人類社會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顯著特色，并由此形成了原始體育的種種特征。如同孕育在原始文化混沌母體中的多胞胎兒，原始體育與原始人的生產勞動、教育、軍事、祭祀、保健等活動相伴孕育，尚未分娩，具有十分原始的形態和特征。”［6］漫長的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男性是社會的主宰，男性的審美、意識、好惡成為男性統治者制定文化制度與措施的風向標，中國自周朝建立封建宗法制度，“男尊女卑”思想初立至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形成一整套男權本位的文化體系，“男尊女卑”“三從四德”成為普世的社會意識形態，女性的主體意識受到更大的壓制。但是，在受壓抑和受壓制的過程中，女性征服自然的能力已經不斷增強，女性的社會作用也越來越明顯，女性個體意識逐漸開始萌芽，女性參與體育文化生活的范圍不斷擴大，可以參與秋千、棋類、風箏、郊游、武術、女性蹴鞠等體育活動。在這一時期，女性的個體意識沒有得到應有的尊重，女性個體融于群體，服務于群體和男性的需要;同時，由于人們征服自然的能力有限，群體又融于自然之中，女性個體、群體(男權)、自然三者處于混沌未分狀態。女性體育文化只能在受壓抑和壓制中自發地、無組織地、無序地“自然發展”。

　　1．2“精英引導”模式:女性體育文化發展的“他組織”狀態近現代西方文化復興運動和中國洋務運動的興起，商品經濟的意識逐漸侵蝕著中國自然經濟的肌體，以爭取家庭勞動與社會勞動等價、女性權利與男性權利同值為目標的“女權運動”使女性的個體意識逐漸覺醒，女性個體已經開始凸顯出來并逐漸從群體中分離出來，個體、群體和自然已經處于半分化狀態，女性的社會生存狀態開始從“物的依賴”轉變。這一時期涌現出了大批女性領袖，如秋瑾、葛健豪、唐群英、丁佩蘭、吳木蘭、王昌國、尹銳志、沈佩貞、徐宗漢等，她們創辦了很多期刊雜志，提倡興辦女學，女性文化獲得了飛速發展。同時，中國的先進男性(康有為、梁啟超、蔡元培等)為了改造國民性，重塑國民形象，丟掉“東亞病夫”的帽子，發動了一場女性體育解放的運動，極大地促進了女性體育文化的發展。在女性參與體育活動和體育生活方面，最具特色的有3個方面:1)女學的興辦，創辦了許多女子學校，在大學設立女子席位，使女性有了進入大學學習的機會，獲得了同等參與學校體育運動的權力。1)女性興武，女性創辦了許多以興武為主要內容的女子武術團體，如吳木蘭是1911年初成立的中華民國女子同盟會的會長，女子同盟會下組織了同盟“女子經武練習隊”，唐群英與張漢英在上海共同籌建“女子北伐隊”等。3)女性走上競技賽場，上海女學生李森于1936年參加了在德國柏林舉行的第11屆奧運會，開創了中國女運動員參加奧運會的先河。這是一個女性精英輩出的時期，也注定是一個精英引導中國女性體育文化的時代。女性體育文化處于精英的“他組織”狀態，就整個社會階層的女性群體而言，還處于懷疑、觀望甚至排斥的狀態，女性精英們的崛起受到了傳統男權的維護者女性守舊勢力的強烈壓制。此時，女性文化、女性體育、女性體育文化更多地表現為精英的個性表達。無疑，這是一種女性精英本位的體育文化。

　　1．3政府主導模式:女性體育文化發展的“有組織”狀態新中國成立后，頒布了許多有利于女性解放和女性體育運動發展的政策措施，女性越來越多地獲得了平等參政、平等受教育、平等參與社會生活、平等參與體育文化活動的權利。這種依靠政府的力量獲得的女性意識的覺醒和女性解放，必然是權力本位的，個體、群體和自然處于由半分化到融合過渡的狀態。從10世紀50年代起中國體育形成的“舉國體制”的體育發展模式，就是對這種權力本位的最好詮釋。自1949年團中央專門建立了軍事體育部主管文化體育工作，直到后來的文化體育部，再到后來的國家文化部和國家體育總局，他們作為體育運動和體育文化的管理部門統管與體育文化有關的各項工作(包括女性體育文化)，它們把指令、措施、撥款逐級下達到各省市地主管體育文化的相關部門?！盀閲揖汅w育”“為國爭光”的文化觀念成為人們的共識，政府主導和組織女性體育文化活動作用日益明顯，政府是女性體育文化建設的承辦者、管理者和組織者。這種“管辦一體”的體育文化管理體制，無疑是計劃經濟體制下中國體育文化管理的主要模式。這一時期的女性體育文化發展呈現出兩個特點:1)女性競技體育飛速發展，以1957年11月中國跳高運動員鄭鳳榮打破女子跳高世界紀錄為標志，這是中國首破世界田徑紀錄，中國女性從此走上了世界競技體育的舞臺。1)女性競技體育文化、女性大眾體育文化、民族女性體育文化等的發展極不平衡。此時，女性體育文化以競技體育文化為核心，國家把大量的資金投入女性競技體育活動和文化設施的建設，促進了女性競技體育文化的發展。女性大眾體育文化、民族女性體育文化等的發展卻極為緩慢。從“人的依賴”所產生的女性“男權本位”，到“物的依賴”所產生的女性“精英本位”和女性“權力本位”，“與母體的分離帶來的不僅是成長的歡欣，亦伴隨著孤獨的憂傷、異化的苦痛”［7］。

　　1．4市場驅動模式:女性體育文化發展的“自組織”狀態恩格斯說過:“文化上的每一個進步，都是邁向自由的一步。”［8］近代社會，女性體育文化的發展見證了女性追求個性、維護女權的歷程;現代社會，中國女性體育文化的發展孕育了女性為國爭光、女性解放的土壤。中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中西文化交流不斷加深，外來文化特別是西方女性體育文化與中國女性體育文化相互撞擊、融合、發展，使女性在開放的世界語境中又一次獲得了解放。女性的'競爭意識、市場意識、主體意識、效率意識等進一步得到加強，中國女性向個性自由又前進了一步。市場逐漸成為女性體育文化發展過程中資源配置、活動調節、受眾消費、大眾傳播等各種要素的基礎平臺，對女性體育文化的發展起著導向、計劃、組織、協調和控制等方面的作用，女性體育文化正逐漸地按照相互默契的市場規則，各盡其責而又協調自動地形成一個有序結構，女性競技體育、女性大眾體育、女性運動保健、女性全民健身等將得到均衡發展，滿足人們的文化消費需求。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所說的“自由人的聯合體”必將成為一種現實，這種“體”的依賴所產生的是自由本位，女性個體、群體和自然達到高度的融合，“個體來自于群體，又復歸于群體;人類來自于自然，又復歸于自然。當然這種復歸不是回到原點，而是在新的起點上的融合”［7］。由市場驅動的女性體育文化的“自組織”發展模式必將演變為女性體育文化的高度自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