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學達性天”是康熙皇帝賜給岳麓書院等處的匾額，主要表彰這些書院對于傳承理學、培養人才的貢獻。“學達性天”有著豐富的內涵，主要是指通過教育，通過做學問，通過“養性”，達到“性命合一”，達到“性”與“天”齊，達到“性”和“天”的統一。這既是儒家所推崇的理想人格，也是中國教育幾千年不變的目標。對我們現在的教育教學工作仍有現實借鑒意義。

［關鍵詞］下學上達；性命合一；天人合一

一、緣起

　　20xx年年初，在“中國大學文化百年”研討會上，湖南大學的李兵老師介紹岳麓書院時，有人提出問題：“能否將湖南大學的文化史從岳麓書院算起？”我認為，這個問題實際上就是中國大學的文化是百年還是千年的問題。我的觀點是，如果單單從現代大學的定義看，中國的大學確實只有百年的歷史。而如果從大學的文化意義上看，中國大學的歷史就遠不止百年，而是千年，甚至幾千年了。但是如何認識幾千年的中國大學文化呢？我當時提出，是否可以從研究岳麓書院講堂上方橫匾的“學達性天”四字入手？會后，李兵老師告訴我，這個橫匾是康熙皇帝送給岳麓書院的。當年康熙共給全國送了9個同樣的匾，其中給書院的有兩塊（另一塊給了白鹿洞書院）。由此我更加認識到了這四個字的分量，甚至想到，這四個字是否相當于今天的教育方針？所以我決定，對這四字進行進一步的思考，于是就有了這篇文章。

二、“學達性天”的解讀

　　需要指出的是，雖然“學達性天”四字是康熙題寫的，但其思想卻是出于先秦的儒家，在《論語》、《中庸》、《孟子》及郭店竹簡的“性自命出”篇中均可發現其淵源。

　　首先，其直接的來源是《論語》的“憲問”篇第35章：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天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由此可知，“學達性天”中前兩個字“學達”的含義就是“下學上達”。朱熹在其《四書章句集注》中引用程子（即程顥、程頤兄弟）的解釋：“學者須守下學上達之語，乃學之要。蓋凡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然習而不察，則亦不能以上達矣。”

　　其次，要理解“性天”，則須理解《中庸》一文中的開首三句話：“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還有“郭店竹簡”中的“性自命出”章：“凡人雖有性，心無定志，待物而后作，待悅而后行，待習而后奠。喜怒哀悲之氣，性也。及其見于外，則物取之也。性自命出，命自天降。道始于情，情生于性。始者近情，終者近義。知情者能出之，知義者能內（入之）。”

　　相對而言，“天”較容易理解，無非指“自然之天”或“義理之天”（可相應理解為“先天之天”和“后天之天”，因為“義理之天”是人為后天賦予的）。而“性”則較難辨析。我認為，要全面理解“學達性天”的含義，需要將《中庸》和“性自命出”章的`思想融會貫通，并借鑒郭沂提出的“天道下貫”思路，用“天－命－性－情－道”五位一體的觀念來解讀。由此，要理解“性”，就需對“命”有所認識。相對于“天”的“自然之天”和“義理之天”的雙重含義，“命”也具有“生命之命”和“命運之命”的雙重含義，而“命運之命”又有“宿命之命”和“使命之命”的雙重含義。同時，“命”可作為動詞使用，作為動詞的“命”同樣具有“命定”和“使命”的雙重含義。由此，“性”也相應具有“先天之性”和“后天之性”的雙重含義。“性”者，“質”也，“性質”也，“本質”也，兼氣質而言者也。一個人，既有先天的氣質，也有后天的氣質；人的本質，是先天氣質和后天氣質的統一體。記得存在主義有一句名言：存在先于本質。我認為，這句話只講了一半：人只有先存在，才能具有本質，但還應加上一句：存在創造本質。存在與本質是一個統一體。存在是人的生命的存在，是“命”的存在；本質是指人的本質，即人的“性”，所以，存在與本質的統一，用中國古代的話語講，就是“性”與“命”的統一。“性”與“命”的統一，即“性命合一”，就是“性”與“天”的統一，也是“人”與“天”的統一。所以，“性命合一”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天人合一”。或者，至少可以說，“性命合一”是中國“天人合一”思想的重要內涵，是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的核心內涵（因為道家的“天人合一”思想具有不同的內涵）。中國儒家所推崇的理想人格，就是通過教育，通過做學問，通過“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稱為大學“八條目”），通過“養性”，達到“性命合一”，達到“性”與“天”齊，達到“性”和“天”的統一。這既是中國文化人幾千年不變的追求，也是中國教育幾千年不變的目標。我認為，這就是“學達性天”的內涵之所在。無怪乎錢穆先生在他的《人生三步驟》一文中將“性命合一”作為人生的最高層次。如果用人本主義心理學家馬斯洛的話語表達，“性命合一”就是人的“自我實現”，也是馬斯洛所推崇的人的最高層次的需求。

　　分析到此，我們應該認識到了“學達性天”的內涵和重要意義，但是，如何達到這一目標呢？因此，我們還必須繼續認識“情”和“道”的作用。

　　如上所述，“性”，準確講是“養性”，在“學達性天”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實際上，大學“八條目”中的“誠意、正心、修身”都體現了“養性”。所以，《中庸》講“率性之謂道”：按照“本性”行事就符合道，就是“道”。但是，是不是直接從“性”就可以抵達“道”呢？實際上，這中間還有一個環節。正如龐樸先生所說，“郭店竹簡”的發現，為《中庸》命題的出場，做了充分的思想鋪墊，補足了孔孟之間所失落的理論之環。這就是“情”的環節：“道始于情，情生于性。始者近情，終者近義。”由于歷史的原因，后世的儒家對“情”產生了錯誤的認識，認為“性善情惡”，認為“情”就是“欲”，進而提出要“興天理，滅人欲”，從而完全對“情”采取了否定的態度，將“情”逐出了教育的視野。這樣的錯誤做法，一方面使得“道”失去了存在的基礎，某種程度上成了假道學；另一方面，使得人的培養發展中壓抑了情，偏離了正常的途徑，出現了不少偽君子。這樣的歷史教訓，我們應該深刻地記取。事實上，人的情感也具有兩個方面：作為動物性的情欲和作為真正的人的情操。不僅對情操要肯定、要培養，就是對正常的、為生存必需的情欲也要肯定。只有當情欲超出了一定的限度并損害了他人利益時，才需要給予限定和制裁。而且，情感的正常發展對人的心理健康、個性形成，進而對才華的發揮有著重要的作用。可以說，大部分天才都是性情中人，是和常人不一樣的人。所以，應該注重情感的辨析、培養和熏陶，入乎其內，出乎其外，使其合情合理、近義成道。正是因為對“情”的不同把握，就成就了不同的人，如明代呂坤在《呻吟語》中所說：“小人縱情，君子制情，圣人調情。”可見，只有通過“情”，才能使得“天－命－性－情－道”的下貫和上達流暢無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