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課堂教學規訓主要表現在課堂教學儀式規訓和課堂教學秩序規訓兩方面。對課堂教學中普遍存在的規訓與控制進行分析的結果表明，師生權力的不對等導致師生交往中學生話語權的缺失。教師在學校場域中應注意從教師權威的慣常思維中跳出來，加強師生之間的溝通與交流，賦予學生平等的話語權，從而形成新的良性交流習慣。

關鍵詞:課堂儀式;規訓;教師權威

　　“教育在本質上是一種權威性的活動，教師乃是社會的代言人，是他所處的時代和國家的重要道德觀念的解釋者。”［1］教師的制度化身份要求他必須要培養國家和社會所需要的具有特定意識形態和價值目標取向的人。但是，“教師與學生在學校組織中互為異質成員”［2］的特征使教師和學生在社會地位、行為方式、角色特征、價值觀念等方面存在較大的差異，這種差異使教師和學生之間的規訓與被規訓的角色成為必然。

一、課堂教學規訓的內涵

　　在課堂教學中，教師和學生之間是一種雙向的互動交流的關系，在互動交流中，有和諧，有沖突，有平等的交流，也有嚴厲的規訓。在沖突性的師生交往過程中，學生會通過對抗行為來表達對教師權威的抗議或不滿，如違紀、不尊重教師、教室內不適當行為等顯性行為，以及沉默等隱性行為。對學生的這種表現，教師作為“社會的代言人”必然會采取一定的措施對學生進行規訓，以實現其對課堂這一特有空間的“治理”。課堂教學規訓往往以多種方式呈現，并以不同的形式潛移默化地影響著學生。

　　(一)課堂教學儀式規訓

　　課堂教學儀式是使課堂教學活動變得神圣與嚴肅的一個重要事件，也是教師在完成教學職責過程中的一種權威表現。例如，課堂教學每天必須進行的上下課儀式，其流程和順序簡短、快捷、迅速，但又不乏嚴肅性。教師的身份在課堂教學儀式的呈現過程中會一次次得到學生的重新確認，通過這個過程，教師權威得以樹立，這也是教師權力實現的重要途徑。如果課堂教學儀式出現不嚴肅的情形或學生中出現類似“嬉皮士”的行為，多數教師會產生惱怒情緒，并將這種行為看作學生對神圣課堂的不尊重，對教師權威的忽視，或者是對學校制度的反叛。他們大多會重復課堂教學儀式，或者以沉默對待學生的“不端行為”，直到學生“自覺”意識到自己的“錯誤”，遵從教師的權威為止。這種對抗性的沖突行為看似以教師的勝利結束，學生達成對儀式的認同，實際上反而促成儀式負功能的實現，具體表現為:師生之間缺乏真正的情感交流與互動，冷漠而疏離，課堂教學儀式呈現出機械化、程序化的趨勢，充滿規訓意味。“儀式使一種關系權力得以運作。這種關系權力是自我維系的。它用不間斷精心策劃的監視游戲取代了公共事件的展示。”［3］儀式的背后實際上蘊藏著深刻的涵義。課堂教學儀式預示著一種強制和服從，它作為一種規訓的手段、口令來維持課堂的規范和有序，實現教師權威的順利達成。教師是儀式的執行者，學生被動地恪守儀式的每一個細節，不能進行自我意愿的表達。整個儀式過程暗含著一種指導思想，即個體必須依附并聽從于教師，仿佛只有通過這樣的儀式，體現師生之間關系和地位的社會關系和價值觀念才能得以維持。從某種意義上講，不是人在進行儀式，而是儀式在控制人。課堂教學儀式規訓體現了學校強調對學生進行規則的灌輸，對權威的尊敬，對學校時間和空間的遵守。其最終的結果是儀式懲罰和規約了具有獨特個性的學生，鼓勵了服從的和規矩的學生。

　　(二)課堂教學秩序規訓

　　課堂教學的正常運行需要相應的秩序和規則，其內在的秩序和外在的規則需要一定的權力來維持與保障。課堂是一種特定的時空場所，也是一種“制度化場所”，需要一定的等級和權威來控制。社會賦予教師特有的權力，使課堂教學秩序彌漫著“控制與服從”的氣氛，從而使規訓成為教師進行管理的一種方法與手段。在學校實踐中，課堂教學秩序維持的管理主義傾向往往比較嚴重。學生一旦出現某種不良現象，學校或教師首先采取的措施常常是加強管理和控制。“叫家長”成了學校規訓學生的“殺手锏”。這種“警察式”“家長式”的.管理思想被簡單地運用于以非成人為主體的學校和班級群體中，運用于正在成長和發展的孩子身上，致使教師成為課堂唯一可以自由發言的“掌權者”。教師對學生在班級中的行為具有相當大的決定權，甚至可以說是一種霸權，這是制度賦予的權力。對學生來說，這種由教師主導所建構起來的制度具有一種制約性的力量。［4］太多的規訓與呵斥會使學生缺乏動力與自由。這就要求教師的工作只有較少的規則，以及較少的控制與監控，并且給予學生自行決定的空間，尤其是在教室空間范圍內。但是實際情況正如洛堤(Lortie)所指出的，在“緊閉著的門”的后面，“教室是由教師控制指揮的宇宙”。［5］教師以成人所能達到的標準來要求學生，學生達不到教師所提出的要求時，只能承受來自教師的呵斥和批評。在接受懲罰后，不同年齡段的孩子表現是不同的，大多數孩子基本上是沉默的，但是當他們處于自己的溝通圈里時，又會通過不同方式表達對教師和制度的叛逆或抗議。

二、課堂教學規訓的原因分析

　　造成師生之間規訓與被規訓關系的一個主要原因是師生權力的不對等。盡管現代社會強調師生之間的民主與平等，但是教師的權威是客觀存在的。師生之間的互動也是不對等的，教師并不總能聽取學生的意見或認真對待他們的困惑。

　　(一)師生權力的不對等

　　權力出現在課堂教學這個場域中，它不再是一個單一、抽象和孤立的概念。課堂教學儀式的規約與服從實際上表達的是師生權力的不對等。權力通過儀式促使組織與管理的正常運行，甚至是以此來進行教化與規訓。課堂活動之外的儀式也常常被作為課堂教學規訓的補充。例如，在校園內學生遇到教師，會有相應的敬禮儀式，一般教師會點頭表示回應，但也有教師漠然走過，沒有任何回應。在這一過程中有一種沉默的東西在師生之間流淌，這也體現出教師的絕對權威。同時，儀式表達中也有很多教條式的運用，如學生正在用笤帚掃地，當教師走來，他慌忙舉著笤帚行少先隊隊禮。在這種儀式表達中，學生被潛在的指導思想指引著，即在任何情況下，學生都應該尊敬教師，對教師行隊禮。處于這種規訓教化秩序下的學生會慢慢地順從并接受教師的權威角色。他們被現有的規訓制度馴服，接受了“教師就是權威”的理念。長而久之，學生變得越來越順從，不認為自己應該具有獨立選擇與行動的責任。盡管許多教師表示他們理解學生逐漸成長為獨立的學習者的重要性，但是他們中的大多數又認為自己需要控制學生，控制課堂教學過程。他們之所以不給學生過多的“自由和空間”，主要原因是他們害怕無法掌控課堂，“我的地盤我做主”的課堂教學意識特別強烈。學生無疑也已經觀察與體悟到教師發出的這種信號。就這樣，服從取代了商討或協商，學生扮演了從屬的角色。學校的環境或班級氛圍也支持教師權力，并在學生中產生了協商缺失。一名高中生指出:“我們是籠中鳥，門開著，但是外面有只貓。”［6］當然也有人指出，教師也是身不由己，他們根據社會賦予的神圣權力來管理學生。在這種情況下，教師和學生在整個課堂教學中實際上是處于離異狀態的。對教師和學生來講，他們都是在各自位置上進行著慣常化的教學和學習行為。在這種固有的、習慣的、自動化的模式中，若有學生試圖改變，則會被歸為另類或不順從者。隨著日復一日的“好學生”訓練，學生日漸服從于學校和課堂規則，并從屬于教師的規訓。教師建議的肯定性標簽引導學生做出適當的反應，包括如何遵守或執行教師說過的話。通過課堂和課外零散的實踐，教師與學生之間的權力不對等、教師與學生之間的傳統角色被清晰地再生產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