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的道路雖然漫長，但緊要處常常只有幾步，特別是當人年輕的時候”，路遙開篇引用柳青的話暗示人物在傳統與現代、城鄉之間的抉擇?！奥愤b一貫重視文學的‘時代意義’和‘社會意義’，重視創作題材‘廣闊而深刻的社會生活的內涵’[1]”。《人生》也從問世之日起對眾多青年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學界關于路遙的研究多圍繞《平凡的世界》、創作心理、作品題材這三部分進行，其間涉及路遙對于城鄉文化的態度、對于《平凡的世界》人物形象的分析、“城鄉交叉地帶”主題等。有學者認為就路遙研究的問題意識來講，并未超越學者李星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的成果①?！度松窐酥局愤b進入第一個創作高峰，當下對《人生》關注較少且多對人物形象進行道德評判，應當注意到以敘事空間中的城鄉文化的二元對立切入確有所需。

　　文本中城鄉沖突折射出路遙對城鄉文化二元對立的思考，隨著他后續作品對于現代性的思索與表現，城鄉二元對立這一特點被逐漸削弱。通過塑造“高加林”這一形象，且設置不同的敘事場景，路遙表現他徘徊于“交叉地帶”的沖突、城市文明與鄉土傳統的矛盾，構建出城鄉二元對立的敘事空間。人物和環境作為敘事空間存在的重要表現在小說當中反差明顯：縣城、鄉村兩個故事空間里，劉巧珍、高加林、黃亞萍三人的感情糾葛實質是高加林抉擇于城鄉之間對人生道路選擇的產物。除此之外，視角的轉換在文學研究中的迫切性在相關學者也顯而易見。萊辛“文學是時間藝術”的論斷為文學研究多立足于敘事時間的視角定下基調，在“現實主義時期，大多數文學作品因空間性特征并不明顯而采用線性敘事方式，所以在經典敘事學中，人們垂青“敘事時間”，對敘事空間視而不見?！盵3]當下在對以往現實主義作品的再解讀時，敘事空間作為區別于通常參照的“線性時間順序”的另一角度，需要“從對敘事文本的整體體驗上把握作品的空間性”，在這一前提下分析城鄉文化沖突與人物塑造的關系，更好地理解作品的內涵。

　　一、《人生》文本中敘事空間的劃分

　　主人公高加林在《人生》中經歷回鄉、短暫進城、回城、再度返鄉的過程，串聯起一系列人物（巧珍、亞萍、克南、德順老漢等）。敘事空間將小說分成兩大故事空間（鄉村、縣城）；而按照時間的線性順序則分為三階段：（見表1）

　　城鄉二元對立的整體格局下，敘事空間需要聯系與融合才能避免文本的分裂、情節的脫節——“大馬河川道、橋”這一連結點應運而生?！按篑R河川道”是山間的平坦道路，象征鄉土文明的自然傳統；“大馬河橋”一定程度上則象征現代文明，帶有象征意義的二者是溝通城鄉的必經之地。路遙在多個關鍵情節中都選擇 “大馬河川道（橋）”作為的故事空間：無論是“高加林在失去了民辦教師資格后進城賣饃，途中面對進城人群內心萌生身份意識”，還是在“他與巧珍同行回村經過此地時接受后者熱烈的告白”；抑或是“巧珍進城看望他，兩人關系悄然變化，臨別之際他在川道路口為巧珍攏上紅頭巾”，還是“在大馬河橋上，他結束與巧珍的戀情”，甚至是“再度返鄉途中他走過這必經之地，‘腿猛一下子軟得再也走不動’”。

　　大馬河川道作為小說敘事空間中一個獨特的存在，不再是簡單的地理名詞，而是融注著人物之間復雜、交織的感情與思想，進而成為城鄉二元對立的敘事空間的重要連結點。

　　二、敘事空間中的城鄉二元對立與路遙的“交叉地帶”

　　路遙作品格外關注陜北，形成了獨特的鄉土敘事風格。有學者指出：“路遙在創作中所表現出來的對鄉土人生哲學的價值偏愛，實質上是鄉土中國在現代化過程中，以儒家思想為主導的中國傳統思想面臨西方現代思想的壓迫時所產生的現代性焦慮的反映?！?[4]這種風格展現在路遙“交叉地帶”的創作題材中?！啊徊娴貛А緵]有特殊的含義，僅是指農村的某些東西與城市的某些東西交叉。但是路遙賦予它以積極的意義，之所以關注這個‘地帶’是因為這個‘地帶’作為農村與城市的生活空間，長期以來一直處于對立狀態，兩者間沒有平等的‘交叉’，有的只是農村處在城市的絕對優勢之下，因而被禁錮和封閉。由于生產方式不同，農村和城市在生活方式或其他方面當然會存在差別?！盵5]鄉土敘事的風格、創作題材的范圍設定都表現出路遙鄉土文化的鮮明立場，審視現代文明及其產物。小說描寫高、黃二人對物質生活的追求、黃亞萍被加林父親稱為“洋女人”等細節表現出路遙對城市生活方式和思想持有非善意的態度以及對傳統樸素的鄉土倫理道德的珍視。

　　城鄉二元敘事空間為路遙“交叉地帶”題材的創作服務，文本中除了物質性的“大馬河川道（橋）”是敘事空間的連結地，高加林心靈深處對鄉土濃厚的感情同樣也是敘事空間的連結點。他在離鄉進城工作之際，“心里一下子涌起了一股無限依戀的感情，盡管他渴望離開這里，到更廣闊的天地去生活，但他覺得對這生他養他的故鄉田地，內心依然是深深熱愛著的！”[6]這種感情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城鄉二元對立設置給讀者帶來的消極影響；路遙在小說中沒有被敘事空間結構掣肘，反而是巧妙地利用這一連結點，通過抒發感情表現出敘事空間結構的'張力，也使得人物的正面特質得以凸顯。

　　路遙不拘泥于鄉土傳統的立場，用辯證的眼光進一步表現城市文明與鄉土文明的關系?！案行詫用嫔?，倫理主義的目光讓路遙對生活過的老土地無比的眷戀和懷念；而理性層面上，歷史主義的目光告訴路遙要堅定的走向新生活的彼岸——也就是擁抱現代文明，路遙深知現代文明是社會歷史發展的不可阻擋的歷史趨勢……尋求現代文明也是路遙骨子里理性的自主抉擇。”[7]這體現在小說開放式的結局，在城鄉之間位置、身份的變換：高加林回到鄉村，在鄉土倫理的評價體系中失分，但終究不會在鄉村自我放逐。開放式結局暗示：只有城市才是他才能的真正舞臺。

　　三、城鄉二元敘事空間下的“高加林”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