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三十年來中國的社會史研究論文

　　近三十年來中國社會史研究的復興與拓展受眾多因素的影響，其中師承與交游、視角與時空的轉換無疑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社會史倡導整體史，對社會史研究進行反思，不僅要從學術內在脈絡出發，還應該分析支撐學術發展的外在理路。

　　要深入地理解近三十年來的中國社會史研究，使社會史研究邁上新的臺階，從視角與時空的轉換，師承與交游入手進行一些具體的探索未嘗不能尋找到一些有效的途徑。對社會史進行整體評述，或是對其中某些領域的回顧與展望時，這些因素時不時會被提及，不過，如何辯證地理解其積極與消極的方面，仍有進一步反思的空間。本文即用社會史的視角探討近三十年來的社會史研究，考察影響社會史研究的內外因素，并以此為切入點理解近三十年的學術轉型。

一、視角： 對象與面相

　　中國社會史研究的復興得益于研究視角轉換。1902 年，梁啟超發表了《新史學》等文，倡導歷史研究由上層社會轉向下層，由政治史轉向文化史。20 世紀前半期，社會史在史學變革的旗幟下逐漸發展起來。20 世紀 50 至 80 年代，社會史一度沉寂。文革之后，思想得到解放的學者們開始轉換視角，提倡研究民間的、社會的、普通民眾的歷史。研究視角的下移，發現了無限豐富的社會史研究課題，促使了社會史的繁榮。社會史復興之初的理論分歧之一為社會史究竟是歷史學的一個分支學科，還是一種新的視角。

　　其實兩種主張之間存在關聯： 視角的轉換發現了一個新領域，這個領域逐漸發展成為歷史學的一個分支學科。

　　視角轉換不僅從上而下，也有上下互動、社會與思想的互動。社會史內部的一些具體研究方向，如社會文化史等便強調研究視角的互動。社會史研究在視角上強調貼近社會下層看歷史。下層之所以稱之為下層，它一定相對于上層而言，民間社會的方方面面之所以存在也是相對于國家、政府、政治而言。社會史研究又以整體史為目標，僅僅聚焦下層、聚焦民間社會如何稱得上是整體史？ 于是學者開始提出，社會史研究的視角要在上下層之間移動，揭示國家與民間社會之間的互動。1980 年代后期，劉志琴、李長莉等學者不滿足于文化史、思想史的精英化、文本化取向，提出要貼近社會下層看歷史； 他們也不滿足于社會史所描述的客觀社會結構與社會生活，認為要注意隱蔽在人們社會行為背后的精神因素。劉志琴、李長莉等先生提倡用社會文化史的視角研究歷史上人們的社會生活方式與思想觀念之間的互動。

　　經過學者們的不懈努力，社會文化史已經成為近代史研究領域中一個引人注目的研究熱點。

　　通過不同視角觀察同一個研究對象，常呈現出橫看成嶺側成峰的豐富面相。商會史研究中很明顯地能觀察到視角的多次轉換對該領域的推動。1980 年代初期，中國大陸的商會史研究開始興起之時，中國史學界基本上還處于革命史研究視角的籠罩之下。章開沅等學者不再抽象地爭論近代革命的性質，而是轉換視角，試圖通過商會尋找到資產階級，繼而考察商會在中國革命中的政治態度和動向，以判斷革命的性質。引入了商會后，資產階級及資產階級革命的討論建立在具體社會組織基礎之上，使革命史落在實處。1980 年代后期，在中國學術界興起了研究現代化理論的熱潮，馬敏、朱英等學者從革命史研究視角轉向現代化視角來觀察商會。這使研究者們從政治作用之外開始更多地注意商會的社會屬性、角色定位、組織結構、功能作用和現代性等問題，較之僅僅強調商會的階級屬性是一大進步。

　　1990 年代，商會史的本土探索過程中恰逢"公共領域"與"市民社會"理論以及運用該理論進行研究的海外中國學傳入中國，馬敏、朱英等學者又以"市民社會"的視角展開商會史研究，把商會作為"市民社會"的一個組成部分予以分析。

　　革命史視角下觀察了商會在革命中的`作用；現代化視角下商會本身作為社會組織得到重視，并將之置于傳統與現代變遷的脈絡里予以觀察；"市民社會"視角下注意到商會是眾多社會組織的一個，并以之為切入點討論了它們所構成社會的特質，以及這樣的社會與國家的關系。商會史研究的軌跡先從政治史走向社會史，又從社會史的角度重新審視政治史，推動了史學研究的不斷深化。

　　視角轉換能發現新的研究對象，產生新的研究領域，形成新的理論和方法，豐富了我們對歷史的認識。發掘新視角，是學術創新之源。視角猶如生命，常有草創、應用、擴展、新意遞減的過程。視角的生命歷程在研究中常常經由時間的延伸，空間的伸縮而完成。

二、時空： 結構與變遷

　　社會變遷是社會史研究的主題。社會變遷的研究需要拉長時段進行分析。另外，研究者入手可能針對某個時間段的對象進行研究，取得一些成果后，對該時段再展開研究的空間不大，于是不得不轉移陣地，研究同一對象的前后時段。時間序列是可前可后的，但囿于資料等因素，社會史研究中往往是時段下限往后延伸的居多。社會史研究時段的后移不僅表現為個人的選擇，學界作為一個整體也存在這種趨勢。

　　1980 年代社會史復興時，尚看不出太多的厚今薄古。經過二三十年的發展，近代社會史研究已經蔚為大觀。2005 年，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社會史研究中心發起、聯合全國各高校及研究機構舉辦了首屆近代社會史會議。十年里，從青島到烏魯木齊，從貴陽到蘇州，從襄陽到保定，共舉辦了 6 屆中國近代社會史國際學術研討會。每次都有來自海內外的學者逾百人參加，已經形成中國近代社會史領域研究者定期交流最新成果的常設平臺。近代社會史研究的興盛由此可見一斑。

　　近幾年，社會史研究時段的后移還有一個新趨向： 不僅抗戰時期的社會史研究較為活躍，當代社會史的研究也開始大幅推進。如首都師范大學中國近現代社會文化研究中心，研究范圍向建國后擴展，對建國早期婚姻家庭變遷進行研究，取得了系列成果。又如山西大學對集體化時代的研究等，都反映了這種"時段后延"趨向。

　　中國地域廣闊，社會史研究中常見地域空間的伸縮。有的研究城市，有的研究鄉村，還有的研究城鄉。各類主題下又分為江南、華南、華北、東北、西南、西北等大區域； 還有分省研究，如河南、山東、廣西、山西等等； 一省之下再分為閩北、閩南等地理空間； 甚至研究范圍可縮小為某一個或幾個村莊。

　　城市史研究中地域空間的伸縮尤為明顯。

　　1990 至 1993 年上海、天津、重慶、武漢四個城市研究團隊相繼出版了《近代上海城市研究》、《近代天津城市史》、《近代重慶城市史》和《近代武漢城市史》四部著作。

　　1990 年代初，有關學者開始考慮擴大研究范圍，將近代城市史研究從個案研究的層次提升到區域研究的層次。對東南沿海、華北、長江流域等區域城市系統、城市群體進行研究。1996 年，上海社會科學院學者出版了《東南沿海城市與中國近代化》； 2002 年，《長江沿江城市與中國近代化》出版。

　　空間的伸縮不僅體現在研究范圍的擴大，而且還在于空間的縮小。城市史研究細化、深化的另一個策略是將城市劃分為不同的小空間，用顯微鏡式的手段來觀察分析。王笛將觀察的對象聚焦于茶館等空間。

　　"上海城市社會生活史叢書"就包括數本以空間為維度的專著，如關于公共活動場所茶館、飯店、旅社、浴室、廣場、菜場、公園、影劇院、書場、游樂場、跑馬場、跑狗場、賭場和校園生活的研究。水利社會史研究中，學者們對諸如閩臺、太湖流域、兩湖流域、關中及山西等區域水利工程的組織與管理、用水規則與水利習俗、水利糾紛的發生與解決等方面進行了探討。災荒、慈善史的研究學者按照行政區域、地理單位研究了各個地方的災荒與救濟。

　　社會史研究中對研究對象的時間段做前后延伸便于觀察其變遷，對空間進行伸縮有利于分析其多樣性及普適性。視角創新屬于少數作品，大量跟進的研究未必有多少視角方面的創新，不過，它在時空上伸縮增加了更多的案例，能使某種視角得到驗證、修正和傳播，并成為常識，普及之功不可抹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