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倫理學的正義向度的論文

　　作為一種理論思潮，環境倫理學的歷史并不悠久，這或許會顯得其歷史積淀不深厚，但是環境倫理學在有限的歷史空間中仍然留下了清晰的理論脈絡，通過梳理這種脈絡，我們能夠更深刻地認識環境倫理學的理論和實踐蘊涵

一、環境倫理學的“正義”轉向

　　理論界一般把20世紀50年代以前看成是環境倫理學的萌芽時期這主要是指，雖然有一些思想家開始在倫理學的語境下來探討人與自然的關系，但是在物質主義和功利主義風頭正勁、生態危機還沒有充分顯示的時代背景下，他們的思想的社會影響力在當時并不大，這無論對亨利梭羅、約翰。繆爾，還是阿爾貝特。史懷澤、奧爾多。利奧波德來說情形大致都是如此?如作為美國環境倫理學奠基人的奧爾多。利奧波德在20世紀40年代就呼吁人們要樹立一種與自然保持平等和諧的新道德觀，但是他并沒有得到多少迎合之聲，他的《沙鄉年鑒》一書雖然在1949年就己經出版，但是“這本書在圖書館和學者的書架上靜靜地躺了近20年。

　　20世紀60年代初到70年代末，西方環境保護主義運動開始進入了一段“激情燃燒的歲月”，環境保護逐步發展成了聲勢浩大的群眾性運動人們對環境問題的關注始于對生態災害和各種公害事故的關注，當然這種關注是需要引導和啟示的，對西方社會的民眾來說，1962年出版的由美國海洋生物學家蕾切爾。卡遜撰寫的《寂靜的春天》一書

　　在西方環境保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許多民眾就是因為讀了這本書而變成了環境保護主義者這一階段所發生的許多事件都會永載于人類環境保護史冊之中，如確定了“地球日”，召開了世界性的環境保護大會，許多著名的環境保護NGO組織紛紛成立了等等這一時期環境保護的主題是“遏制”，即遏制人口的増長、遏制污染的蔓延、遏制工業社會中各種破壞環境的生產行為和生活方式等等這一時期也是環境倫理學的快速發展分化時期，由于有了合宜的社會環境，環境倫理學開始在學術論壇上占有了一席之地，也形成了基于不同理論基礎和價值追求的理論流派，動物解放論、動物權利論、生命平等論、自然價值論、深生態學等等都開始爭相確立自己的理論疆域雖然這些理論流派各自所闡述的觀點有所差別，但其理論旨趣還是有相同之處的：都注重從某個理論前提出發建構起較為嚴密的理論體系，都主張擴展傳統的倫理學理論界閾，都強調拋棄人類中心主義的價值觀念等等。這一時期的環境倫理學更多關注的是理論上的建構，擴大自己的理論影響力，表現出了強烈批判和顛覆傳統價值觀的激進色彩。

　　環境保護運動的發展變化也帶動了環境倫理學的轉向，這種轉向就是“環境正義”主題的凸現，它表明了環境倫理學的品格發生了明顯的變化首先，它表明人與自然關系的問題并不是抽象的孤立的，它與各種社會問題都是密切相關的，如果說排斥人與自然關系的人際倫理學是狹隘的，那么無視人的社會關系、生存境遇和文化傳統來探討人與自然的和諧的環境倫理學則更失之于虛妄因為倫理學是理論的，更是實踐的，僅僅滿足于理論上的自圓其說的道德理論充其量只是形式的而非實質的倫理學。人與自然的關系總是非常具體，離開了人的現實生活來探討人與自然的關系只能陷入一種理論上的抽象其次，“環境正義”的凸現表明在環境問題上的各種理論爭辯實質上都是各種利益關系的糾纏和沖突再次，“環境正義”問題的提出雖然使得環境倫理學減少了一些浪漫的激情，但是與現實生活的距離卻拉近了，實踐性的指向増強了，即増添了一些篤實凝重的'色彩

二、“環境正義”的三個口號

　　“環境正義”問題的凸現體現了人們對現實環境權益的關切，而這種關切也就是如何分享環境利益和分擔環境責任的問題由于一些西方發達國家

　　較早遭遇到生態危機的困擾，所以他們也較早地遭遇了“環境正義”問題的糾纏，而這種糾纏主要涉及的是“在資源逐漸匱乏，環境破壞越來越嚴重的今天，少數民族與弱勢團體的土地資源被侵占，以及他們被迫承受主流社會的各種廢棄物毒害之問題，基于此，在實質上，環境正義主張少數民族及弱勢團體有免于遭受環境迫害的自由，社會資源的公平分配，資源的永續利用以提升人民的生活素質，以及每個人每個社會群體對干凈的土地?空氣、水和其他自然環境有平等享用權的權利”

　　西方“環境正義”運動首先是從美國發起的，而美國的環境保護運動一開始就帶有明顯的白人中產階級的利益傾向，“NIMBY”實際上就表達的是美國白人居民對環境保護運動的期望，他們希望環境保護能夠充分滿足自己的利益需要一一使他們能夠遠離環境污染和各種環境公害，能夠有機會親近自然，滿足自己的審美情趣等等，反對把垃圾焚燒爐和各種有害的工業企業建立在白人社區美國白人的這種利益需要的確通過環境立法和其他途徑得到了實現，大部分的垃圾填埋場和焚燒爐、放射物堆放倉庫以及污染嚴重的工業企業都建在黑人和有色人種的社區中或相毗鄰的區域里正是在這樣的現實背景下，以黑人、有色人種和社會低收入者為主體的“環境正義”運動開始登上了歷史舞臺，“NIABY’這一口號就表達了他們的期望:與社會所有人平等地享受環境權益，公平地分擔環境責任。

　　然而，環境問題畢竟不是一個國家內部和某個區域的問題，僅僅以協調國家內部利益關系為價值指向的“環境正義”必然是殘缺的而西方一些發達國家迫于國內的壓力，開始尋找向國外轉嫁生態危機的渠道“在全球每年生產的40億噸有毒垃圾中，有90%都是由工業發達國家生產的，而每年大約有3億噸有毒廢物都是通過跨越國境的方式從發達國家流入發展中國家”[4]“第三世界的環境在發達國家輸出污染和本國經濟貧困化兩個因素的作用下迅速退化”[5]這種狀況不僅引起了西方發達國家中的一些環保組織和人士的高度關注，而且也引起了廣大發展中國家的警覺，“NOPE’就反映了這種情緒，表達了對“環境正義”的新的看法從上所述不難看出，“環境正義”運動的發展軌跡基本上從這樣幾個方面規定了“環境正義”的理論向度:第一，國內環境正義，同一個國家內部不同社會階層和不同區域間在環境權益和責任分配、安排上的公正性;第二，國際環境正義，不同國家之間，特別是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在環境權益和環境責任上的公平問題;第三，全球環境正義，如果把地球看成是整個人類和所有物種的共同棲息地，那么“環境正義”還理應包括人類和其他物種、當代人和后代人之間的環境利益公平問題

　　“環境正義”問題的凸現在實踐和理論方面都給環境倫理學的發展提出了新的問題，從實踐方面來看，如果環境倫理學要真正回到現實生活世界，為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解發揮實際的作用，就不能停留在抽象地談論人與自然關系的層面，而必須善于分析造成生態危機的社會根源并做出有針對性的價值引導;從理論方面來看，環境倫理學必須提出自己的“環境正義”理論，因為現有的諸多正義理論模型，無論是自由主義的正義觀，抑或是社群主義的正義論，都不足以現成照搬來應對環境不正義的問題所以說，“環境正義”問題的凸現也為環境倫理學的發展提供了新的要求或契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