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三月有幸到西北大學學習了《周秦漢唐文明》，對自己生活的這片土地產生了濃厚興趣，作為現在的秦人，了解自己祖先奮斗的歷史、生活的足跡、經過的苦難、輝煌的成績等，都是件理所應當的事情，而就這理所應當的事在知天命的時候才想到，是不是有點不敬祖先了，是不是有點忘本了，無論怎樣，我還是想到了，并且行動了，還來得及。借局機關開展的讀書活動，我選擇了由孫皓暉先生歷經十六年創作的長篇歷史小說《大秦帝國》。
《大秦帝國》從公元前362年開始到公元前207年，歷時156年，經過七位秦王的不懈努力，于公元前221年統一了中國，建立了秦朝，開創了中國封建社會的歷史先河。雖然秦朝只存在了十五年，但對中國文明的貢獻，對中國社會的發展都具有積極的、不可質疑的意義。
看《大秦帝國》，前五部給人的感覺是心潮澎湃、起伏跌宕、扣人心弦，無意中對祖先的奮斗史抱以無比的崇敬和驕傲，戰國時期七國，唯有秦國統一了天下，就是用現在的歷史價值觀來評判，也是件了不起的事情，誰愿自己的祖國四分五裂，誰不愿自己的祖國領土完整，同屬中華民族，長期的內斗，只能是國弱民窮，那有幸福生活可言，所以民族的統一、領土的完整、國強民富，無論什么時候，都是每個中華民族兒女的心愿。但看到第六部時，就使人心里滴血了，秦人用無數生命和鮮血造就的帝國，在秦二世短短的三年中就毀滅了，在秦法森嚴的國度里，一個太監趙高、一個白癡的胡亥皇帝，就將泱泱的大秦帝國葬送了，怎能不令人惋惜呢？雖然從以前的歷史知識中已經知道了結果，但還是忍不住可惜的心情，看到最后真的有點看不下去，那種氣憤、惋惜、鄙視、無可奈何的心情，很是折磨人，但還是想看下去，也許是替古人擔憂吧。
可以說《大秦帝國》是一部歷史巨著，作者孫皓暉先生搜集了大量的歷史資料，在尊重歷史的前提下，用必要的情節將事件連慣起來，使枯燥的歷史知識有了靈性，更難能可貴的是敢于挑戰已成為歷史定論的"暴秦"論，并對秦帝國滅亡的原因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將歷史問題的爭論能融入自己的作品中，這是需要勇氣的。總之，這部作品是值得讀的，特別是生活在這片土地的秦人，需要了解五千年中華文明歷史正源的人們。
關于秦政，我在上學的時候也看過有關的書籍，總之感覺秦政是殘酷的，苛捐雜稅太多，人民生活太苦等等，都是說些不好的，特別是焚書坑儒事件，更將秦始皇描寫成殘暴的'皇帝。今天看了《大秦帝國》后，好像將原來的記憶推翻了，原來商鞅變法的意義那么偉大，它開創中國歷史上依法治國的先河，一切以法律為依據，而不是依人的意志為轉移。通過變法，使弱小的秦國在戰國七國中居于強國。戰國時，列國對秦國的看法是：民風是三代同居，男女同室，寒食惡飲，好逸惡勞；民治是悍勇好斗，不通禮法；民智是鈍蠻憨愚，不知詩書。這就是秦孝公與商鞅變法的背景，弱小貧窮就要挨打，這是千古不變的道理，這就是"求變圖存",不變就要滅國，可以說是逼出來。通過變法，使秦國逐漸強大起來，不但雪恥，而且還擴充了疆土，最終一統天下。對秦政無論有何種看法，但有一個基本的事實就是：其一商鞅變法在秦國實行了141年，國家強大，人民生活富裕，成為其它列國眼中的"虎狼";其二秦政在中國延續了二千多年。
這里就有一個問題是：為什么繼承了秦政，反而又要批判它呢？特別是西漢時期，基本上延用了秦政，作者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是："歷史的實踐與歷史意識的最初分裂",并作了詳細的分析研究，這里就不再累贅。一個政權要推翻另一個政權，必須要找出其推翻的正當理由，那么秦政就成了這個理由的犧牲品，而大多數攻訐秦政的著作出自儒家之手，儒家與秦國的矛盾眾所周知，儒家在中國歷史上地位是顯赫的，也是公眾對其言可信度很高的，明白了這點，也就不難理解歷史上對秦政的攻訐之詞了。
商鞅變法的思想原則，對我們現在也是很有啟發的。像"法以愛民"的立法思想；"去強弱民"的立法目標原則；"使法必行"的司法原則；反對"濫仁"的司法原則；"刑無等級"的公平執法理念；"使民明知而用之"的普法思想。與"王道"形成鮮明的對比，那種"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民"的法則，在古老的秦帝國就已經拋棄了，但這個問題至今我們還在討論著，現實生活中仍然存在法治還是人治爭論，這個問題兩千多年前，我們的先人已經解決了，面對如此問題，我們不覺得臉紅嗎？依法治國，關鍵是執法，而執法的關鍵是國家的權力機關，是不是依法辦事，其一是示范引領作用，對太子贏駟犯法的處理；其二是取信于民，徙木立信。只要做到"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法就會為老百姓認可和接受的。用商鞅變法的思想和原則來反思我們現在依法治國中存在問題，不難找出解決問題的方法。
春秋戰國時期的思想界真正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我國歷史上的許多學派都是在這個時代產生的，像儒家、道家、法家、墨家等，有些成為一門學派可能要晚些，但其基本思想已經在春秋戰國時產生了，有這么多的學派，為什么秦國變法只用法家呢？秦孝公時，秦國處在戰國時代，天下大勢是齊、楚、燕、趙、韓、魏、秦七國并列，東周的王朝在洛陽，但對其它七個諸候國已經失去了約束力，每個諸候國只有靠自己國家實力而生存，如果你弱小，隨時都有亡國的可能，而此時秦國是七國中最弱小的國家，經常受到來自魏國、楚國的侵犯，就關中華山以東的大片土地，被魏國長期霸占，在這樣的大爭之勢下，怎樣使秦國立足于戰國之列，是擺在秦孝公前面必須面對的問題，唯有一條路"求變圖存",因為魏國、韓國的變法在前，已經指引了明確的方向，而且都用法家進行變法，這為秦孝公選擇商鞅變法提供了參考；其二，每一種思想的運用都要與所處的時代相符，在戰國時的大爭之勢下，怎樣能在最短的時間內使國家達到國強民富，立于不敗之地，這是統治者優先的選擇。基于以上兩點，我們就不難理解秦孝公選擇商鞅變法。
當然，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思想，都是自成體系的，都閃耀著燦爛的中華民族文明成果，就拿儒家思想來說，歷朝歷代的統治階級對孔子的尊重是前所未有的，()因為當統治階級奪取天下后，需要的是天下太平，人民安居樂業，而此背景正適合于儒家的思想治理天下，因為儒家是盛世安邦之學，是修身齊家之學，是克已正身之學，要求天下庶民遵紀守法，維護統治階級的利益。同樣在這樣的天下大勢下，也推崇道家思想，道家思想講求的是個體的修煉，與儒家的治國理念相近。所以講，對中國傳統文化思想批判的繼承，就是要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真正做到"古為今用"也是需要講求方法的，隨著時代的發展，在治國理念上更需要創新，這是政治家的事情了。
戰國時期，有三對人物也想說說。第一對是龐涓與孫臏，同師同門，學的都是兵法，同效力于魏國，到頭來卻成為死敵；第二對是李斯與韓非子，也是同師同門，在韓非子還沒來得及將自己的理論付諸實踐的時候，就為李斯所害，小說中對韓非子的死歸于本人的愚腐，寧可將自己的著作奉獻于秦始皇，而不愿效力于秦國，以表示對自己國家的忠誠，但歷史真的是這樣嗎？在我看來，還是李斯所害，就是按照小說的故事情節推理，李斯還是有可能救下韓非子的。歸根結底還是應了洵子所說的"人性本惡"論，人一旦自私起來，什么事情都能干出來，而這種自私隨著個人欲望的大小不斷升級，最后達到毀滅人性的地步，從這個意義上說，每一個人人生最大的敵人，不是別人，而是自己，是自己的自私，是自己的欲望，那么能否既可成全自己的理想而不去傷害與自己有同樣理想的人呢？答案是肯定的，就是第三對蘇秦與張儀，也是同師同門，都是縱橫家，蘇秦效力于六國，合縱對抗秦國，張儀效力于秦國，連橫破解六國的合縱，服務的主子不同，但并未影響兩人的個人感情，這就是個人的品德，以才服人，以德服人，尊重對方的選擇，而不影響各自才能的發揮，這何樂而不為呢？前人的教訓應該為后世人吸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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