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師的教育幸福
近幾年，我們經常聽到一個詞“幸福指數”。經濟在快速增長，幸福也跟著在增長嗎？
長期以來，人們總希望能夠找到打開幸福之門的鑰匙。關于什么是幸福的問題，從古到今，人們一直爭論不休。
我想：做為一介人類靈魂的工程師，最大之幸福莫過于桃李滿天下，為社會培養出一批又一批德才兼備，素質高，能力強的頂尖人才。
教師的幸福也稱教育幸福。
教師的幸福有其自身的特點：精神性、關系性、集體性、無限性。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樂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
將“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與“父母俱存、兄弟無故”的天倫之樂、“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的德性生活之樂相并列，而稱之謂“三樂”，明顯含有對教育勞動的精神審美意蘊。教師只有擺脫了職業感的束縛，不把教當成謀生的手段，而是出乎自己的需要，像孟子那樣以得天下英才而教之為樂，那么他才能在教的活動中自由地、有創造性地發揮自己的全部才能和力量，達到‘孔顏樂處’的境界。”
（一）教師的幸福能力及其培養實際上就是教師幸福的實現問題。
幸福不是物質欲望得到滿足的自然性、即時性的快樂。幸福是人之為人意義實現所給予主體的精神性愉悅。
幸福能力需要培養另外一個理由是大量幸福病態的存在。
日本社會學家千右保曾經在一些國家作對比調查，問題為：如果有足夠的錢供你一生享樂而無須工作，那么你是去享樂還是去工作？1987年千右保說“根據大約二十年以前的調查，基本上沒有人回答靠玩過日子。美國的'比率為2—3％，日本竟不到1％。然而近年來，‘玩派’驟然增多”。“根據1983年世界青年意識調查對11個國家提問的結果，‘玩派’比率最高的是瑞士，占39.8％；日本為19.8％，美國為21.8％”。“到了1987年，日本的玩派占到26.9%，四年時間增加了7.1個百分點”。至于中國，千右保寫道：“令人難以掩飾驚訝的是中國的數字。玩派著著實實接近半數，占49.8％，創世界最高記錄”。
在這樣的狀態之下，幸福等同于俗福。俗人很難體會真正的幸福。
（二）幸福能力的培養，需要教師具有良好的精神品位和德性。但是創造幸福的能力卻不僅取決于精神品位和德性，它還要求創造或實現幸福的其他條件，幸福能力就是主體實現目的和自由所需的主觀條件。
首先，教師應當具有良好的知識結構。包括本體性知識、背景性知識和條件性知識三類。本體性知識是指教師所教科目的學科專業知識。背景性知識實際上是教師應有的綜合性的文化涵養。條件性知識是指教育學、心理學知識，包括對教學過程規律性的認識，對教育對象的了解等等。教師的知識不僅是“心理學化”了的學科知識，而且必須是“文化化”、“生活化”的知識。沒有對學生及其學習機制的切實了解，沒有民族和世界文化的整體支撐，不能將學術語言生活化，一個教師即便能夠從事教育教學工作，他也是一個枯燥乏味、沒有成效的教師。這樣的教師“學生聽其課味同嚼蠟，躲其課不以為害，評其課嗤之以鼻”。失敗的教師當然是不能收獲教育幸福的。
其次，教師必須具有高超的教育能力。這里的教育能力是教育勞動的實踐能力。韓進之教授認為包括教學能力，語言表達能力，教育觀察能力，注意分配能力，思維的系統性、邏輯性和創造性、教育想象能力和教育機智。林崇德教授概括為“教師的自我監控能力”，包括對教育活動的計劃安排，對這一活動的監察、評價、反饋，以及對教育過程的調節和校正能力。林崇德教授還認為，“優秀教師=教育過程+反思”。我們知道，教育活動的特點是一種心心相印的主體際性的交流活動。教育過程中充滿變數。因此教育不僅是一個嚴謹的知識授受過程，也是一個充滿靈活性、創造性的藝術過程。沒有包括自我監控能力在內的實際工作能力的教師就不會收獲教育的成功，更不會體驗教育幸福。
最后，教師還應當具有審美的素養。幸福能力從某種程度上講就是一種對主體自由的審美能力。幸福感就是一種生活的美感。因此缺乏美感的人也一定缺乏幸福感。要收獲教育幸福，教師既要有較高的精神境界，創造性的教育能力，還應當具有對教育活動過程以及教、學雙方的審美能力。這一審美能力既是樂教、樂學的中介環節，也是激發進一步創造性的重要因素。教師應當自覺掌握教育的審美評價尺度，學會以審美的心態看教育、看學生、看自己。審美是發現幸福、創造幸福的重要法寶。這一點，正是作者本人近年來不斷呼吁建立教育活動第三標準的重要原因。
幸福需要靠似乎與幸福無關的能力去獲得，這是一個悖論。但是這正是幸福和幸福能力的辯證法。教師的幸福實現與否取決于作為教育主體的教師在多大程度上成為一個真正大寫和全面發展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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