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師會見制度是我國刑事辯護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律師會見權是律師會見制度的核心內容。律師會見權是指在刑事訴訟過程中，律師根據家屬的委托享有的或為了行使辯護職能，依法與被追訴人面對面會見，與交流案件情況和法律相關信息、溝通確定辯護思路或意見、接受犯罪嫌疑人法律咨詢，并為其提供法律幫助和確定某種辯護思路的一種訴訟權利。它是辯護律師的一項法定權利，是與犯罪嫌疑人之間信息溝通搭建的一項橋梁。

　　一、律師會見權保障的進步

　　新刑訴法第37 條以立法形式確定了我國“律師會見權”新的規定，辯護律師只要持三證(律師執業證、會見證明和委托書)即可要求會見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看守所應當至遲不超過四十八小時內安排。辯護律師會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時不被監聽。新刑訴法較之前老刑訴法規定有如下進步之處：

　　1.會見的時間前移。新刑訴法規定將律師介入時間再次前移，而且規定為辯護人。即在“嫌疑人被第一次訊問或采取強制措施之日起，有權委托辯護人”。這規定，較之老刑訴法規定，是把“訊問”這個詞的后面去掉了一個“后”字，也就是使得律師真正在犯罪嫌疑人第一次訊問時刻起即可以委托辯護人了。

　　2.會見權律師身份特定。新刑訴法第33 條規定：“在偵查階段，只能委托律師作為辯護人”。據此規定，偵查階段只能是“律師”才能受托人主體介入到刑事訴訟中來，同時規定，偵查階段也是稱謂“辯護人”。因此，可以這樣說，偵查階段辯護律師，已享有可以對案件實體部門作出處理的“辯護人”的權利。另外，新法第37 條特別指明“辯護人”要求是律師，至于其他辯護人經許可，也可以同嫌疑人、被告人會見。同時作為律師的辯護人主體，可以同在押人會見和通信，無需許可。

　　3.三證會見的程序硬性規定。新刑訴法第37 條作了“三證會見”的硬性程序規定，這樣一方面：就排除了偵查機關的批準和安排，原老刑訴法規定，律師會見需由偵查機關安排人陪同，偵查機關以此為由限制了律師會見。為了解決律師會見難問題，經多年的努力，法律界終于迎來了律師會見的“春天”，無需經過偵查部門這一道坷;另一方面，律師辦理會見只要憑三證即可辦理;再者，會見直接向看守所提出，即直接向羈押部門提出，無需向偵查部門提出，同時規定了看守所應當在48 小時之內安排。也就是說會見應當安排，只是時間可以延長一天。

　　4.會見不受監聽。新刑訴法吸收了20xx 年律師法的規定，明確律師會見“不被監聽”。這樣規定主要考慮到律師會見的實際效果問題，如果會見犯罪嫌疑人時被監聽，就會使得嫌疑人、被告人顧慮重重，不敢對律師講案件的真實情況;律師也受到我國《刑法》第306 條規定，也不敢同嫌疑人交流什么信息。會見不被監聽，包括不得派員在場，也不得進行秘密錄音。舊刑訴法時，律師偵查階段會見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偵查機關派員在場，不僅在場看著律師會見情況，還監聽律師交談什么內容，并現場阻撓即或中斷律師會見。因此，新刑訴法比起舊刑訴法是重大進步。

　　二、律師會見權實踐中存在的問題

　　(一)律師會見次數增多與頻率增高

　　律師會見大量涌現，基于法律制度的改變，新刑訴法下，一方面第37 條改變過去需派員陪同的模式，而只需憑三證即可會見。這樣就使得，實踐中律師會見改變了過去派員陪同模式，而無需批準，只要手續齊全，就能見到犯罪嫌疑人。另外一方面，第33條規定了律師提前介入到偵查階段的辯護工作，也稱之謂辯護人。

　　基于以上兩種理由，承辦刑案的律師如釋負重，在辦理刑事案件時，加大的會見的力度與頻率。使得看守所特別是沿海地區的看守所，律師會見排長隊情況。

　　(二)會見不受監聽，談話內容遭疑

　　新刑訴法第37 條規定了，律師會見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監聽。這里的不被監聽，既包括“有人”在旁邊監聽，也包括“監聽設備”的`監聽。因此，這樣客觀上造成了律師會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充分自由的狀態。這種自由狀態就使得：一是保證了雙方在一定區域空間內，完全放松、充分自愿建立信任關系;二來保證了雙方向對方傾述的完全自由，犯罪嫌疑人可以充分向辯護人傾述需陳述的對象與內容，律師也可以有充分的空間和自由向犯罪嫌疑人溝通什么信息、法律知識等內容。這種溝通交流的內容是由會見雙方自行把握的，外人完全不知道。

　　這樣就使得實踐中，律師會見犯罪嫌疑人溝通交流內容，從對公部門來看是無法把握和監管的。尤其對于一些刑事案件，客觀證據比較少，而靠犯罪嫌疑人本人口供作為主要定案依據的案件，律師會見交流內容遭疑。這正是目前面臨的一個問題。

　　(三)會見導致翻供，司法實務面臨的難題

　　律師只要憑三證即可會見犯罪嫌疑人，律師會見不受監聽，這樣就使得律師會見的次數增多、頻率增高。律師與犯罪嫌疑人交談內容由律師自行把握，以及律師為了行使辯護權，在黃金37天內“挽救”被追訴人。這樣，就造成了律師會見兩種情況：一種，律師保守式的交流，即律師只是被動的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案件，提供法律咨詢;另一種，就是開放式的交流，即律師除了向被告人了解案件情況，提供法律咨詢外，還可能向犯罪嫌疑人溝通更深入的信息和情況，指使、教授嫌疑人如何供述、指使嫌疑人與外界證人等串供，向犯罪嫌疑人泄露偵查秘密。

　　因此，實際中造成了，律師會見后導致案件翻供增多。翻供的情況主要表現為多樣的，一是前面供述有罪，后面翻供改為供述無罪。二是口供印證難，例如律師參與共同犯罪或者關聯性案件辯護，各犯罪嫌疑人的辯護人分別會見后可能進行溝通、商討，當再次會見傳達給嫌疑人，就使得共同犯罪案件口供相互印證難。

　　(四)經濟利益誘因，律師缺乏底線

　　眾所周知，律師也是人，也是市場經濟體制下社會成員中的一分子，也要吃飯、生活和養家糊口。因此，律師肯定要有收入，律師的收入也是維系律師行業存在和穩定的重要部分。作為社會存在的一部分，律師同樣需要考慮現實中生存的需要，通過正當、合法、誠信的勞動所得來了工作成果，已求得到委托人的認可，獲得正當收入。這本身是無可厚非的，是維系一個行業存在必需具備的一部分。實踐中，大部分民眾將案件勝訴作為衡量律師能力等級分類的重要參考標準，并將其作為是否達到委托預期效果和律師高低的決定性因素。于是，在律師費的經濟利益誘因下，部分律師不顧職業道德，為達勝訴目的而不擇手段。教唆翻供、幫助違法避罪、教授接受訊問方法、幫助偽證、引誘作偽證等情況還是有的。辯護人從獨立的辯護地位，人權的捍衛者，搖身一變，成為了經濟利益誘因下的“金錢的奴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