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上各個專題的討論中，我們分別從不同的角度考察了漢唐間史學的發展。在本書即將結束的時候，有必要從總的方面給予論述。

　　從總體上看，漢唐史學發展史上最重要的事件當然是司馬遷《史記》的問世了。這是史學發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按我的理解，《史記》既是大一統的政治局面下的產物，同時也是對戰國文化的一次歷史總結。沒有戰國以來“人之發現”的歷史潮流，沒有戰國文化傳統在西漢的延續，就不會有以人為中心的紀傳體《史記》的問世。對此，我在前面的具體討論中論述已多，這里無須更多的說明。需要給予較多說明的是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史學。

　　對魏晉南北朝史學第一次給予全面總結的是《隋書·經籍志》，后來又有劉知幾的《史通》。《隋書·經籍志》限于體例，較為簡單，不如《史通》細密。《史通》對從古至今，特別是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史學發展從多個方面做了詳細的介紹和評判。但是，劉知幾其實并不理解這一時期史學的特殊意義。只是因為魏晉南北朝距離他最近，他掌握的材料最多，所以才使得《史通》的論述自然以魏晉南北朝為主。唐代以后，司馬光的《資治通鑒》對魏晉南北朝史料進行了系統的整理，清代學者更是對這一時期的幾乎每一部史書都給予了細致的考訂。所有這些前代學者的工作都很有價值，為我們的進一步研究提供了莫大的幫助。

　　上個世紀，學者們對魏晉南北朝史學的特點多有關注。周一良先生曾就此專門撰文探討。他指出，這一階段史學發展具有以下幾個特點：一，史學的獨立：“從典籍的分類來看，史學著作擺脫了隸屬于《春秋》、作為經部附屬品的地位而獨立了。這也就意味著，史學從而成為獨立的學科。”二，設立專職史官：“繼承先秦以來太史記錄當代史事的傳統而加以改革，設立專職史官，不再兼管天文歷法，四百年間沒有中斷。”三，史書的種類與數目增多：“比起前一時期，史部著作數目驟增，性質復雜多樣，門類異彩紛呈。”四，編年紀傳并行：“與后代相比有所不同的，是編年體與紀傳體兩者并重，相輔而行。”五，譜牒之學出現：史學著作中“出現一個分支——譜牒之學。這幾百年中，家譜、族譜大為興盛，數目驟增，種類繁多，譜學成為世代相傳的專門之學”。六，宗教史書籍出現：“佛教與道教史書在紀傳體史籍中正式占一席地，有關僧人與道士的傳記開始出現。由于大量佛經譯為漢文，僧人感到有必要編制目錄，作為史學分支之一的佛經目錄之學，也建立起來。”

　　對這些特點的總結，反映出周一良先生所注意的已經不局限于個別史學家，也不局限于某一部史學著作，而是要努力從史學與經學、史學與宗教、史學著作的體裁、史官制度等等大的方面考慮。在今天看來，這些特點或許還可以進一步歸納，如專職史官的設立與史學的獨立可能就同屬一個問題，又如譜牒之學與宗教方面的書籍似乎也可以理解為“史書的種類與數目增多”的又一個例證。

　　周先生的上述概括具有啟發性。不過，若拋開這些具體問題不論，我們將面對著一個更為根本性的問題，即在眾多特點的背后，制約著魏晉南北朝史學發展的最重要因素到底有哪些？

　　應該說，制約魏晉南北朝史學發展的最重要因素當首推史學的獨立。史學獨立意義不可低估。如果還像漢代那樣，經學維持一統天下的局面，士人注意力全在經學，史學就很難有大的發展。史學的獨立確實為史學的發展贏得了一個更大的空間。不過盡管如此，我并不主張把經與史的分離過程理解得過于絕對。前文討論經史關系時，實際上比較強調的是史學對經學、特別是對古文經學的繼承。我之所以特別強調這一點，是因為若把經史關系理解得過于絕對，一方面不符合歷史事實，另一方面也勢必會使學術的演變失去過渡環節，變得難以理解。而從史學繼承經學這個角度出發，則可以解釋很多問題。如史學著作在語言、體裁、注釋方法諸方面對經學的模擬、史學著作的繁簡變化以及史學批評原則的改變等等現象都可以由此得到說明。

　　制約魏晉南北朝史學發展的另一個重要因素是私人修史的盛行。關于這個問題，金毓黻先生早有論說。他在《中國史學史》書中專列了《魏晉南北朝以迄唐初私家修史之始末》一章，以“私家修史”來概括魏晉南北朝史學，確實是抓住了問題的要害。這一時期，史學著作之所以種類繁多、數量劇增，關鍵原因就在于眾多私人紛紛自發修史。從這個角度出發，也可以解釋很多問題。私人修史為何會如此盛行？金毓黻先生有如下一段解釋：

　　當此之時，私家作史，何以若是之多，其故可得而言。兩漢經史，最重家法，至后漢鄭玄，而結集古今學之大成。魏晉以后，轉尚玄言，經術日微，學士大夫有志撰述者，無可抒其蘊蓄，乃寄情乙部，壹意造史，此原于經學之衰者一也。自班固自造《漢書》，見稱于明帝，當代典籍史實，悉集于蘭臺東觀，于是又命劉珍等作《漢紀》，以續班書，迄于漢亡，而未嘗或輟。自斯以來，撰史之風，被于一世，魏晉之君，亦多措意于是，王沈《魏書》，本由官撰；陳壽《國志》，就家迻寫；晉代聞人，有若張華、庾亮，或宏獎風流，或給以紙筆，是以人竟為史，自況馬、班，此原于君相之好尚者二也。古代史官世守之制，至漢已革，又自后漢靈獻之世，天下大亂，史官更失其常守，博達之士，愍其廢絕，各紀見聞，以備遺亡，后則群才景慕，作者甚眾，《隋志》論之詳矣，此原于學者之修墜者三也。若乃晉遭“八王之亂”，南則典午偏安，以逮宋、齊、梁、陳，北則諸國割據，以逮魏、齊、周、隋，歷年三百，始合于一。割據之世，才俊眾于一統，征之于古，往往而然。當時士夫各有紀錄，未肯后人，因之各有國史，美富可稱，此原于諸國之相竟者四也。綜上所論，具此四因，私史日多，又何足怪。[1]

　　金先生列舉了四條原因。其中有的解釋是比較勉強的。如以“君相之好尚”論說就失之于空泛。唐初，“君相之好尚”超過往昔，遂有大規模修史活動發生。然而也正是從此開始，私人修史日益衰微。以“割據之世”諸國竟相修史來解釋也有難通之處。因為北方割據諸國最多，但所修之史往往并非私撰。私人紛紛撰史更多地是在漢末魏晉以至南朝，通常所謂“八家《后漢書》”、“十八家《晉書》”就是出自這一時期。這與“割據之世”沒有什么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