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直至1850年，美洲大陸仍普遍存在著兩種水火不容的環境理念，一方面是歐洲殖民者長期抱有的“人類獨尊”思想，即人與自然并非平等共生，環境理所當然處于從屬地位；另一方面則是印第安部落“天人合一”的生態傳統和泛靈信仰。因而，在19世紀中葉以前，美洲大陸上的歐洲移民與印第安土著之間，基于兩種截然不同的生態觀曾展開過一場拉鋸戰——前者為了掠奪遼闊土地上的森林、動物和耕地而戰，后者則為堅持其樸素的環保傳統而戰。

　　關鍵詞：自然；環境歷史；和諧共存；泛靈信仰

　　眾所周知，環境歷史是對大地母親過去經歷的總結，關乎人類與自然環境千百年來的和諧與沖突，它為我們開啟了一扇了解人類在漫長歲月中如何與自然對話的窗口。對美國早期環境史的考察，應追溯至17世紀。在美洲印第安人“天人合一”的生態觀和歐洲殖民者“人類獨尊”生態觀激烈碰撞的歷史場景中，現代人能夠重新感知美洲印第安人所遵循的樸素環境觀，進而明白，不管是在前工業社會，還是在后現代時期，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永遠是人類社會得以存續和發展的基石。

　　一、“天人合一”與“人類獨尊”生態觀的碰撞

　　關于“人從何而來”這樣一個既簡單又深奧的問題，印第安人族群世代流傳著如下說法：天地之初，兩名女嬰最先從一塊名叫“什卜”（Shippu）的地里生長出來，“思想女神”精心呵護著這對小姐妹，諄諄教導她們要感恩賜福的太陽，并將其分別命名為“玉米部落”之母和“太陽部落”之母。［1］45由此可見，印第安神話親近自然，貼近大地，且富于創造性地把人類生活形象地比擬為植物的生長。普埃布洛（Pueblo）印第安人始終相信，不論是從地里發出的玉米新芽還是從母親子宮里分娩出的嬰孩，都無一例外地來自地下的另一個世界。難能可貴的是，普埃布洛人對待男人和女人均一視同仁，認為他們各自擁有其與生俱來的財富和神奇力量，進而構成了既獨立又依存的二元微妙關系——正如玉米種子之于雨水，兩者缺一不可，才使得人類得以在這個綠色星球上常住常往，生生不息。這一思想倒與我國道教的“陰陽”理念不謀而合，即一切現象均為矛盾與互補的綜合體，他們尤其強調天地之間的平衡與協調，反之則不利于整個系統的和諧統一；而印第安阿科馬(Acoma)部落也有類似的陰陽觀念，即太陽代表男性，月亮代表女性。

　　就美洲印第安人的遷徙史而言，其祖先約在公元前50000到20000年之間，涉過西伯利亞與阿拉斯加之間的白令海峽冰區，進入北美洲大陸；后來他們穿過由北冰洋向南延伸的無冰通道直抵現在的加拿大、美國境內。約公元前9000年，這些亞洲人終于抵達了太平洋沿岸。這些前哥倫布時代的北美印第安人把他們的居住地看作是不容置疑的神圣的宇宙中心。米克馬克人（Micmac）的生活地域自成一個生態系統，他們對環境生性敏感，對所有生物一并存有同情之心；在這些被歐洲殖民者斥之為“野蠻人”的印第安人眼里，植物、動物、巖石甚至遙掛天邊的星宿并不是被自然規律左右的冷冰冰的“物體”，而是與他們共生、共存、互惠的自然界的“同伴”。在印第安米克馬克族群中，主司祈雨的“酋長”和作為陰陽世界交流的中介——“巫師”，威望頗高，因為族人只有指望他們與天地溝通才能求得風調雨順、五谷豐登，天人合一，共同力促生態系統處于一個良好的平衡發展狀態。

　　歐洲殖民者從一踏上新大陸開始就有意無意地將印第安人逼迫到了弱勢地位。面對歐洲強勢文化的入侵，由于缺乏有識之士對歷史進行真實而詳盡的記錄，印第安文化日漸式微，土崩瓦解亦在所難免。起先，淳樸的印第安人還對這些遠道而來的陌生人示好，教他們如何建房、耕種、狩獵等實用生存技巧以度過北美寒冷而漫長的冬季；但是，這些土著居民用良知和善意換來的卻是歐洲人對自然界的肆意破壞，他們眼睜睜地看著白人傾巢而出，燒荒、伐木、狩獵、開礦，破壞植被，浪費資源，為所欲為；而印第安人自己卻被驅趕到日益貧瘠的土地上艱難勞作，朝不保夕。

　　幾經周折，英國人于1620年在新英格蘭的普利茅斯建立了殖民地，9年之后，馬薩諸塞殖民地也隨之建立。17世紀的新英格蘭人崇尚基于4“F”思想的“資源掠奪型”經濟：即把森林(Forest)、皮毛(Furs)、魚類(Fish)和農場(Farms)一并收入囊中，直至榨取其最后一點價值。他們是這樣一群盎格魯-薩克森白人新教徒(WASP)：勤勞肯干，追求自由，我行我素，富于幻想，而美洲的大發展正迎合了他們不顧一切攫取利潤的心理取向。

　　隨著歐洲市場經濟體系逐漸介入美洲人的生活，市場競爭、自我發展以及財富積累等新興觀念便迅速席卷了殖民時期的美國社會。歐洲殖民者天真地認為美洲地大物博，擁有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天然資源，他們強調的“人類獨尊”思想更加劇了定居者對環境的污染和資源的浪費。殖民經濟的大發展對新大陸的環境保護而言無異于自戕——這股惡性膨脹的生態沖擊波所導致的自然環境惡化、野生動物種群減少、森林砍伐量增多等惡果在東部地區日趨顯現。到1800年前后，新英格蘭的風光已與昔日歐洲旅游者的迷人描述大相徑庭了：殖民地的重工業生產區，到處是是鱗次櫛比的高大廠房，塵煙滾滾，噪聲隆隆，垃圾遍地，哪里還有當年陽光、綠地和清流的影子？新英格蘭良性循環的生態系統已被活生生地拖進了資本主義經濟的洪流，真可謂無可奈何花落去。19世紀初的美洲見證了印第安人自發環保實踐的無奈終結。

　　二、兩種生態觀碰撞所引發的環境

　　縱觀17、18世紀的北美大陸，狩獵，特別是對海貍、水牛和鹿群等動物的狂捕濫殺，儼然成為了美國文化的重要部分。歐洲人剛踏足美洲的時候，北美大陸約有6000萬只海貍。海貍同人類一樣，屬哺乳動物，它們全身是寶，尤因其皮毛在歐洲備受青睞，即使遠在大洋彼岸也不免招來殺身之禍。春夏季獵殺海貍時，設置陷阱即可奏效，而冬季的獵殺過程通常要繁瑣一些，歐洲獵人們先是拿著利斧在事先選定的幾十處海貍可能藏身的地方破冰，然后再放獵犬追趕獵物直至逮獲；然而，如此肆意妄為的獵殺行動多數時候卻并非只是為了充饑——人們想從中獲取巨大的經濟利益才是海貍數量銳減的重要原因；長期對海貍無節制的捕殺并沒有引起歐洲定居者的足夠重視，按照其“一切為了發展殖民經濟”的慣性思維，環境所受的破壞性影響是可以忽略不計的。因此，嚴格控制海貍捕殺數量以及限定其狩獵季節等生態保護政策的最終出臺卻是19世紀初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