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主要采用文獻資料法，對傳播學視域下中華民族傳統體育的文化表征進行了系統分析，研究表明:傳播是民族傳統體育文化賴以存在與發展的必要前提，予民族傳統體育文化以生命力，關系到其文化整體的實現;傳播影響受眾對民族傳統體育文化意義的解讀，并重塑著廣大受眾的文化認同選擇。傳播生態的改變造成的文化傳承結構的失衡、社會轉型過程中傳媒文化傳承功能失位與價值迷茫、跨文化傳播的“文化霸權”和“文化殖民主義”是中華民族傳統體育文化認同危機產生的重要原因。對中華民族傳統體育文化認同的重構，必須明確大眾傳媒的角色定位，強化其社會責任，努力拓寬信息傳播渠道，拓展民族傳統體育文化認同建構的空間，在加強信息監管的同時，注重發揮“意見領袖”的文化引領功能，努力建構起中華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的價值體系和話語體系。

關鍵詞:體育文化;民族傳統;傳播學;文化認同;認同危機;價值體系;話語體系

　　文化認同是人類對于文化的傾向性共識與認可，是個體對于自己所屬的文化以及文化群體具有歸屬感，進而能自覺獲得、保持和創新所屬文化的社會心理過程，表現為人們使用相同的文化符號、遵循共同的文化理念、秉承共有的思維模式和行為規范，其實質與核心就是共同體共享的意義或價值體系［1］，它是維系不同群體、團體和組織的重要紐帶，是實現民族認同不可或缺的必要因素，也是維系社會穩定發展的堅實基礎。中華民族傳統體育是一種“身體文化”，是一種特殊的文化載體，它或源于生產勞動，或根植于節日慶典，或附身于宗教民俗活動，以自在的形式將民族意識、文化精神和價值追求融入民族成員的生活血脈之中，自發地存在并發揮規范作用［2］，作為重要的文化認同資源，牽系著廣大受眾的心理情感和文化歸屬，實踐著文化認同的基本功能，所以，“理所當然，它應該成為我們這個時代，建構精神家園，發掘核心價值體系的重要文化資源”［3］。全球化浪潮使各民族的文化聯系日趨緊密，其裹挾而來的文化也沖擊、推動著我國社會的文化變遷，并對各民族的文化觀念、文化審美方式、文化行為和文化語境等方面提出了尖銳的挑戰。傳統文化的歷史底蘊、其內涵的惰性因子、商業文化的蔓生和多元價值取向相伴而生，共同塑造著復雜的文化現象，使不同民族的文化認同問題成為重要議題。我國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的發展是一個歷史凝結的過程，也是縱向和橫向不斷傳播的過程，從這個意義上講，離開傳播，民族傳統體育文化及認同便無從實現。體育的全球化發展，同樣昭示了我國民族傳統體育文化認同危機的真正根源。在信息化的今天，伴隨著傳播技術的發展，這些民族傳統體育文化認同的失范問題將濃縮為形態各異的鏡像在媒介中得到淋漓盡致的展現，傳媒也日益成為中華民族傳統體育文化變遷的動態表征，是現代社會中人們再現和建構體育文化身份的主要途徑與資源，悄然改變著人們的體育文化認同建構方式?；谖覈鴮ξ幕D型與文化建構的社會現實，本研究將將民族傳統體育文化認同問題置于傳播學理論框架下，在對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的傳播學特征進行分析的基礎上，從傳播與民族傳統體育文化互動關系視角考察了其文化認同問題，系統分析了我國民族傳統體育文化失范的癥因，探尋面向未來的民族傳統體育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覺發展戰略，將擺脫以往大多從社會學角度進行相關理論研究的思路，更具一定的創新價值和現實意義。

1研究方法

　　采用文獻資料研究法，認真查閱相關“傳播學”“民族傳統體育文化”和“文化認同”方面的著作28部，并在中國知網(CNKI)中，進行期刊的檢索，其中以“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為關鍵詞，共檢索到從2002至今發表的148篇研究論文，其中核心期刊46篇;以“民族傳統體育”和“文化”為關鍵詞，檢索到2001至今發表的79篇文章，其中核心期刊32篇;另外將“傳播學”和“體育文化”作為主題進行檢索，共檢索到從2003至2015年51篇文章，其中核心期刊23篇，相關文獻資料為論文寫作提供了理論參考，在論文撰寫過程中共參考了7部學術著作和13篇學術論文。

2傳播學視域下中華民族傳統體育文化表征

　　2.1傳播決定了民族傳統體育文化整體的有效實現

　　美國社會學家庫利指出:“傳播是人與人關系賴以成立和發展的機制———包括一切精神象征及其在空間得到傳遞、在時間上得到保證的手段?！保?］從這個角度可以認為，傳播決定了人的社會關系的實現，或者說傳播成為社會關系得以實現的機制。在西方傳播學中“communication”通常被翻譯為“傳播”，這其中不僅包含了“傳出、播開”的意思，而且還具有“交流、交往、溝通、流傳”等方面的意思?；诖耍梢哉J為傳播是文化的本質，沒有傳播就沒有文化，傳播就是文化的實現［5］。由于文化是“人類在物質生產和精神活動中抽象出來的原則體系以及這一體系的現實化”［5］。其中，“抽象出來”和“現實化”表明了傳播是文化的本質，也闡明了文化的二維結構特征即深層結構和表層結構;因此，對民族傳統體育文化而言，其深層結構意蘊著本民族的社會歷史、政治經濟、文化風俗和心理狀態，映射出圖騰崇拜、宗教信仰、價值觀念、倫理道德、審美情趣、生活習慣等精神價值，是民族傳統體育的文化核心與精髓。表層結構是民族傳統體育的外顯形態，是一種“看得見、摸得著”的文化，表現為身體活動同一性的規則、復雜的程序、怪異的服裝和器皿等，并呈現出口頭傳統、表現藝術、運動形式、民俗禮儀、鄉土游戲、節日慶典等多種表現形態。也正是基于傳播過程中對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的表層和深層結構的整體解讀，民族傳統體育的“活態性”“民族性”“民間性”“生態性”“生活性”“娛樂性”“競技性”等成為對其特征界定的話語表征。同時，基于文化的傳播特性，可以認為傳播是文化存在與發展的必要前提;但從傳播學視域分析，文化傳播的介質離不開符號系統，是精神內容和物質載體相統一的信息，同時也是符號和意義相統一的象征符體系，人類社會正是通過象征符體系，保存和傳達著自己的智慧和經驗，創造和繼承著社會文化［1］。從這個意義上講，在傳播過程中，民族傳統體育文化是外顯的文化符號(動作、手勢、姿態、規則、服裝、器皿等)與內隱符號(民族特點、倫理道理、意識、情感等)的融合，是物質載體和精神內容相統一，符號和意義相統一而構成的具有繼承性和保護價值的象征符體系，并從整體上統合了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的表層結構表達和深層結構訴求。從傳播學角度講，任何傳播著的傳統文化都是現實的，否則即為已經僵死或湮沒的“死文化”，可以說，民族傳統體育作為一種整體的文化現象，千百年來，在其傳播過程中，通過不斷的演繹、變遷、融合、創新，以姿態各異的形式附著于可見、可感的各種文化載體，并與現實生活相互交融，在各自的文化空間內，以鮮明的文化個性，予民族傳統體育以生命力表達;因此，對民族傳統體育文化認同問題的研究，應基于文化傳播的過程中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的整體性進行思考，并結合現實背景予以考察，結合其傳播的當下維度，綜合考慮影響其傳播過程中的文化形式、文化內容、傳播環境和傳播對象等諸多要素才更具現實理性。當然，對民族傳統體育的“死文化”，如我國的蹴鞠、捶丸、投壺、苗族的穿花衣裙賽跑、打花棍、土家族的撒爾嗬、板凳龍等文化現象從傳播學角度進行致因分析，也有助于我們從側面更加清晰的了解文化傳播過程的癥結，為當今的體育文化認同選擇與重構提供參考。

　　2.2傳播影響著受眾對民族傳統體育文化意義的解讀

　　根據傳播符號學理論，文化在傳播過程中表征為各種各樣的符號，從人類社會生活的器具用品、活動為方式甚至思想觀念，都表現為一種符號［1］。而人類傳播是一個以信息為媒介的社會互動過程，從符號學角度可以認為傳播過程是符號化和符號解讀的過程［6］。作為符號的創造者和運用者———人，正是以符號自身與意圖和表物建立協調的關系，來傳達、交流、溝通特定語境中相互間的目的和意圖，以求理解和接納［1］。從這個意義上講，雖然民族傳統體育文化傳播的介質是符號和意義“相統一”的象征符體系，但其符號作為文化的表層結構或者說是表現形式并不等同于意義。其本身所具有的意義既存在于經歷史沉淀而約定俗成的符號系統中，又存在于處于一定歷史時空的個體的主觀理解之中。在傳播過程中，民族傳統體育的不同符號系統都有著為某一“社會共同體”成員所分享的意義，因此我國的民族傳統體育呈現出鮮明的地域文化特征如:藏族人民的賽馬節、新疆的古爾邦節和民俗性特征如:壯族的三月三拋繡球、打扁擔活動、蒙古族的“那達慕”大會等。而由于人的表達過程部分地是一個“自我異化”的過程，因此，作為獨立結構的民族傳統體育象征符號系統必然因不同的社會自然和歷史條件而受到制約，而人們對它承載的內隱價值的解讀也將會出現不斷的變化，同樣的民族傳統體育項目因民族和地域差異可能有著截然不同的表現形式，如藏族式摔跤為“北嘎”;維吾爾式摔跤為“且里西”;蒙古族的摔跤為“搏克”;滿族、回族式摔跤為“絆跤”;彝族的摔跤為“格”。因此，民族傳統體育文化在傳播過程中所承載的深層的文化意義都是歷史的`、變動的，存在于處于特定歷史地位的人的主觀理解中，從而使民族傳統體育文化認同呈現出流動性、不穩定的特點，但其核心和實質是共享意義的交流、創造和理解。由于符號和意義的統一具有相對性，文化主體的隨意性解讀將使符號所承載的信息發生變遷或異化，例如對中國傳統武術進行的競技化改造，其根源在于脫離了對傳統武術所承載的深層文化價值的解讀，而一味陷入對西方競技體育表層文化的模仿，當然，這種誤讀或者說民族傳統體育的這種變遷或異化究竟是源于傳播者還是廣大受眾，亦或是傳播環境的影響，我們暫且不論，但從文化傳播的角度去理解民族傳統體育文化認同失范問題，應該成為相關民族傳統體育文化認同研究的基點，成為我們在民族傳統體育文化保護與發展方面重要的致思方式，也有利于厘清當下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各種扭曲化、抽象化、碎片化等“文化曲解”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