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邦彥是北宋末年最杰出的詞人，歷來屬詞學研究的重點與熱點。據(jù)定量分析的結果顯示，在兩宋十大詞人“排行榜”上，周邦彥與蘇軾同居第二位（參見王兆鵬、劉尊明《歷史的選擇——宋代詞人歷史地位的定量分析》，《文學遺產(chǎn)》1995年第4期）。20世紀的周邦彥研究也取得了豐碩的成果。1996年3月，《聊城師范學院學報》刊登了崔海正、閻立亮的《近年周邦彥詞研究述略》一文，湖北大學詞學研究中心主編的《詞學研究年鑒（1995～1996）》（武漢出版社2000年3月版）刊發(fā)了董希平《蘇軾、周邦彥及其詞研究綜述》一文，兩文分別對1997年前周邦彥及其詞的研究成果作了回顧與描述。1997—1999三年中，對周邦彥及其詞的研究又有新的進展，共發(fā)表了近20篇學術論文，關于周邦彥與大晟府的關系有了新的發(fā)現(xiàn)，對周邦彥在詞史上的地位有了進一步的認識，而且關于周詞藝術諸方面的探討在角度上也有創(chuàng)新。現(xiàn)將三年的研究狀況綜述如下。

　　一、對周邦彥與大晟府及大晟詞人關系的考證

　　這是三年中對周邦彥及其詞研究取得的新突破。周邦彥曾出任大晟府提舉官，使得大晟府在詞史上蒙上一層炫目的光彩。諸葛憶兵《周邦彥提舉大晟府考》（《文學遺產(chǎn)》1997年第5期）一文考辨了周邦彥在大晟府的任職經(jīng)歷，澄清了諸多史實，有助于重新審視大晟府對宋詞的影響。該文認為后人對周邦彥的誤解的關鍵點在于周任職于大晟府的時間及因此所發(fā)揮的作用。作者從周的履歷和其他大晟府的提舉官任期兩方面加以考辨，認為周提舉大晟府的具體時間，是在政和六年（1116）十月至政和七年（1117）三月之間，任期最長不超過半年，短則或許只有一二個月。此外，作者考證出，大晟府諸多重大舉措，均與周無關；而且，周在大晟府期間與其他六位“大晟詞人”（據(jù)有詞收入《全宋詞》者）鮮有共事與交游。這樣，周對大晟府的貢獻顯得較小，澄清了自《碧雞漫志》歷《詞源》而下的諸多不實之說。

　　龍建國《大晟府與大晟府詞派》（《文學遺產(chǎn)》1998年第6期）一文承楊海明的說法，將周邦彥歸入大晟府詞派，認為“大聲”不僅是周對萬俟詠詞的審美評價，而且是周及其他大晟府詞人共同的藝術追求。將周納入一定的流派，在群體透視與個案分析中全面把握周詞的藝術追求、藝術淵源與藝術表現(xiàn)等是一個新的進步，其思維與視角的突破，實大有功于周詞研究。

　　諸葛憶兵《大晟詞風和北宋末年世風》（《文學遺產(chǎn)》1998年第6期）一文稱周邦彥為“大晟詞人”。作者探討北宋末年世風對周邦彥等人的創(chuàng)作影響，認為以周為首的大晟詞人創(chuàng)作上呈現(xiàn)出某些共同特征，形成大晟詞風。世風的諂媚、浮糜與趨雅相應地形成詞風的諛頌、俚俗和醇雅。將周并入大晟詞人，并據(jù)此而論其詞風與世風之關系，有助于深入了解詞體內(nèi)部的某些演化嬗變軌跡。

　　二、對周邦彥的詞史地位的論定

　　對周邦彥詞史地位的探討，近二年涉及的論文較多，其中以蔣哲倫《論周邦彥在詞史上的地位》（《古典文學知識》1998年第1期）和楊萬里《論清真詞在宋代的文學效應》（《上海師范大學學報》1997年第1期）為代表。

　　蔣文對前人“集大成”說提出異議，認為在周氏之前，蘇軾等人“以詩為詞”，已經(jīng)對詞的傳統(tǒng)作了很大的突破，但他并沒有接受這方面的成果；在他之后，辛派詞入沿著蘇軾的路子繼續(xù)開拓，更有發(fā)展，也決不是他的詞風所能包容得了的。從后面這個角度來看，周氏盡管“精工博大”，畢竟夠不上“集大成”。此外，作者重點從詞史演進的角度論述周在詞體演進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認為，周作為“詞人詞”的最大代表，在詞史上有著繼往開來的巨大作用。同時，作者指出將清真斥作唯美主義或形式主義詞風開啟者的做法，則不僅無視于其詞內(nèi)蘊的深情遠意，實際上也反映出對詞史的演進過程的偏頗之見。我們不必完全同意“集大成”、“正宗”之類的封號，但其繼往開來之功不可磨滅。

　　楊文從清真詞在宋代被理解和被接受的過程來考察清真詞在宋代的文學效應，以此論證周邦彥在宋代的詞史地位。作者從宋人對清真詞的評價和有代表性的宋人創(chuàng)作實績兩方面入手，對清真詞進行歷史面貌還原的闡釋。宋人對清真詞的評價，從三方面探尋：一是宋人詞集序言或提要，二是宋人詞話，三是宋人選宋詞；從宋代詞人的創(chuàng)作實績來看，宋人學清真未得其真。通過兩方面的考察，作者勾勒出清真在宋代的接受過程，并總結出三點結論：一、清真詞名，始盛于歿后80多年，在此以前，詞名并不顯著；從南宋中后期開始，特別是到了南宋末，清真成了詞壇的領袖，開始了統(tǒng)治詞壇幾百年的歷程。二、宋人學清真往往只抓住其中的一個方面，忽視了從詞藻、詞法、詞律等方面去學他，實際上是沒有真正地了解他。廣而言之，每個時代，只會依據(jù)自己時代的特點與風尚來理解和接受歷史上的某位文學家或某種文學傳統(tǒng)。三、清真詞集詞體之大成，最為詞家雅詞正宗。

　　談周邦彥在詞史中的地位，不能不涉及到周在詞雅化中的作用及其藝術成就。近年關于這個問題論述較多，依然集中在“集大成”或“結北開南”上，如王洪《試論唐宋詞發(fā)展史上的五個里程碑及其詞史意義》（《中國人民大學學報》1998年第二期）一文認為“詞史之流變，賦予周邦彥的使命，正是上承蘇軾的雅格，并完成這種雅化之集大成的歷史使命。清真詞中的每個字，似乎都經(jīng)歷華夏幾千年文明之酒的浸泡，洋溢著幾千年文明的高雅之魂?！蓖跽座i《宋詞流變史論綱》（《湖北大學學報》1997年第5期）一文以代表詞人為綱，對宋詞的發(fā)展流程作了概括和總結。作者認為周邦彥注重詞的章法結構，使詞的藝術規(guī)范性得以提高，因而周最大的'貢獻，即在于對詞藝的規(guī)范化。 三、對清真詞內(nèi)容題材及藝術表現(xiàn)的探討

　　這是三年中對周邦彥研究的熱點，不僅研究論文多，而且質(zhì)量高。此外，對清真部分詞作的鑒賞文章也多有妙解。

　　曹章慶《論周邦彥羈旅行役詞的感情心態(tài)特征》（《廣西大學學報》1997年第4期）一文運用心理批評的方法，指出周邦彥的羈旅行役詞表現(xiàn)出兩種比較突出的情感心態(tài)。一種是追憶心態(tài)，其內(nèi)容是對故鄉(xiāng)的美好回憶的向往，對故鄉(xiāng)親人，尤其是對情人、歌妓們的想念和相思。其特點是在仕途受挫以后，退回內(nèi)心，一步三回頭，默默地咀嚼著過去美好的情景，以作心理補償。一種是悲抑心態(tài)，詞人心中的悲苦寂寥往往不是直接地宣泄出來，而是把它埋入心底，強行抑制而造成的一種欲說還休、沉郁頓挫的心理特點。“周邦彥始終沒能像蘇軾那樣，以超然曠達的態(tài)度來化解政治上的挫折，而是竭力把這種悲傷加以壓抑，潛流暗轉，使人感覺此中有無限悲酸，但又無法說破?！边@兩種心態(tài)融合在一起，表現(xiàn)了一個品行正直、性格軟弱的知識分子在40多年苦海浮沉中痛苦掙扎的靈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