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認為，行政許可是公權力基于公共利益等價值考量對私領域的介入和規制，“解禁”說以這一認識為前提，將完整的行政許可過程化約為為：自由——禁止(公權力作用)——許可(公權力作用)——自由的恢復。下面是行政行為的概念論文，歡迎參考閱讀！

內容提要：本文嘗試運用美國分析法學家霍非爾德經典的分析方法，剖析行政許可過程中各類法律關系的生成和演化，理清其邏輯脈絡，在法律的邏輯形式層面上闡明公權力作用下個人自由、權利的變化和范圍。文章認為，邏輯構造是行政許可概念的核心結構，是研究行政許可概念的基礎，它為我們準確地認知法規范語境下的行政許可制度提供了脈絡。在這條脈絡的指引下，可以展開對行政許可各個環節中關于公權力作用于私領域的道德和經驗層面的思考，從而對行政許可制度達致縝密而完整的理解。

關鍵詞：行政許可;邏輯結構;禁止;解禁;權利

一、研究方法及其意義

　　從政府管制的角度看，行政許可是政府運用公權力對個人自由、社會經濟活動預防性的(preventative)、事前管制機制。行政許可作為政府經常運用的管制技術其主要目的在于預防對公共利益和社會秩序可能造成侵害或影響的活動。

　　但在以權利為本位，以公平、正義為終極價值目標的法學中，對行政許可制度的考察則主要從權利保障的角度展開，對于行政許可這種管制手段在法規范層面上的性質，法學界的主要觀點有“解禁”說或“恢復自由”說以及“賦權”說等等。一般認為，行政許可發揮的社會功能在于兩個方面：一是防范過度的個人自由給公共利益造成危險和侵害;二是國家公權力對市場的適度介入以合理地配置資源。依據這個標準，可將行政許可分為兩類：行為自由許可和配置財產資源許可。行為自由許可屬于一般許可，其性質可用“解禁”說解釋，而配置財產資源許可屬于特許的范圍，其性質可用“賦權”說解釋。 “解禁”說所支撐的一般許可是行政許可的“常態”，該學說的核心內容是將行政許可看做對法律一般禁止事項的解除，行政許可的內容是國家普遍禁止的活動，許可意味著對符合一定條件者解除禁止，允許其從事某項特定活動，享有特定權利和資格。

　　依循這一學說，行政許可的過程在法律關系生成、演變方面表現為這樣一種形式：自由——禁止(公權力作用)——許可(公權力作用)——自由的恢復。這個過程初步揭示了行政許可概念的邏輯構造。在分析實證法學的視角下，邏輯構造在規范性概念裝置中處于核心的地位，為了取得行政許可概念完整而精確的邏輯構造，還須進一步對行政許可過程中每一階段可能存在或產生的法律關系進行縝密的分析，尤其要對這個過程中兩次公權力的作用所導致的法律關系的產生、變更或消滅及其邏輯銜接取得精致的認識。這一分析過程可以從各類紛繁蕪雜的相關法律現象中剝離出精確的、邏輯形式意義上的行政許可概念， 從而將行政許可制度中公權力對私領域的介入、以及由此而導致的個人權利義務變化這一圖景清晰地展示出來。

　　我們必須認識到，這種剔除了所有的實體經驗和價值成份的分析實證主義的進路盡管非常精致，但純粹的法律實證主義并不能為我們提供關于行政許可制度的完整畫面，對于行政許可這一關乎權力控制、個人自由等憲政性命題的制度而言，我們尚需對公權力介入個人自由和社會自由領域的正當性、介入的范圍等價值經驗性命題作出解答，才可能達致對行政許可制度的深刻理解。因為任何一項完整的法律制度無不由邏輯、社會事實和價值組成，三者之間存在著無法割裂的有機聯系，從而構成了法律制度完整的規范構造。

　　本文無意對行政許可的規范構造這一較為宏大的課題作出解答，只將討論范圍限于行政許可制度的邏輯形態，即嘗試運用美國分析法學家霍非爾德經典的分析方法，剖析行政許可過程中各類法律關系的生成和演化，理清其邏輯脈絡，在法律的邏輯形式層面上闡明公權力作用下個人自由、權利的變化和范圍。文章認為，邏輯構造是行政許可概念的核心結構，是研究行政許可概念的基礎，它為我們準確地認知法規范語境下的行政許可制度提供了脈絡。在這條脈絡的指引下，可以展開對行政許可各個環節中關于公權力作用于私領域的道德和經驗層面的思考，從而對行政許可制度達致縝密而完整的理解。

二、前邏輯結構：權利——禁止

　　通常認為，行政許可是公權力基于公共利益等價值考量對私領域的介入和規制，“解禁”說以這一認識為前提，將完整的行政許可過程化約為為：自由——禁止(公權力作用)——許可(公權力作用)——自由的恢復。在這個過程中，涉及到兩次公權力的作用，較為直觀地、容易察覺到的只是其中一次：行政許可權的運作從而允許個人(許可申請人)從事某項特定活動，享有特定權利和資格。但許可的前提是禁止的存在，禁止意味著公權力對特定的個人自由、社會自由領域的限制和干預。因此，在一個完整的邏輯、形式意義上，行政許可過程真正的起點在于特定領域內的個人自由和社會自由。就某個國家尚未進行管制的特定領域而言，在一般情況下，個人或社會擁有完整的私法上的自由，這是一個公權力尚未介入的純粹的私法自治的領域，契約自由和意思自治是其行為準則。但是，在分析實證法學的視角下，一般語境中所謂的“自由”并不能精確地概括這種境遇中個人或社會的地位，與其用“自由”這一稱謂，倒不如說個人和社會擁有某項完整的“權利”，“自由”不過是“權利”的一種形態?；舴菭柕抡J為，權利概念訴諸“相反方(opposite)”和“相依方(correlative)”邏輯關系，可以提煉出四種法律關系，這是權利概念完整的邏輯結構?；舴菭柕碌睦碚摽梢杂脕碚f明國家公權力尚未介入的私領域人們擁有的各種權利形態。例如，假設政府尚未對出租車營運設置管制，出租車營運人的權利則表現為以下法律關系：

　　1.“自由(特權或無義務)(Privilege)——無權利(no right)”，即出租車營運人具有在其營運活動中的作為或不作為的自由;他人不得干預(不具有要求出租車營運人作為或不作為的正當性)。如出租車營運人正當的營運活動不受干預的自由。

　　2.“ 請求權(狹義的權利)(claim) ——義務(duty)”，即出租車營運人具有要求他人實施特定的作為或不作為，以實現或保障其營運活動的正當性;他人必須根據出租車營運人的要求實施特定的行為或不作為。這種權利可能表現為出租車營運人的損害賠償請求權、排除妨礙請求權等等。

　　3.“能力(Power)——責任(Liability)”，出租車營運人具有創設、變更或消滅其營運法律關系的能力，如將出售出租車、將出租車轉包等等;他人處于消極的承受地位。

　　4.“豁免(無責任)(immunity)——無能力(no power)”，即出租車營運人有關營運的法律關系不因他人的行為而產生、變更或消滅;他人不具有創設、變更或消滅出租車營運人有關營運的法律關系的能力。

　　以上分析顯示，在不同的法律關系中出租車營運人的權利分別表現為“自由(Privilege)”、“請求權(claim)”、“能力(power)”和“豁免 (immunity)”，與此相對應義務的四種情形分別是：無權利(no right)、義務(duty)、責任(Liability)和無能力(no power)。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假設政府尚未對出租車營運設置管制，因此這些權利是指私法上的權利形態，而不是什么“自然權利”，一些學者認為在政府尚未實施管制的領域人們擁有“自然權利”，按照分析法學的觀點，只要國家、政府的存在就不可能有所謂的“自然權利”，政府公權力對某個領域的不介入并不意味著法律的真空，而是指這個領域處于一種完全的“私自治”狀態。

　　但是，當政府基于某種考慮決定對某個領域實施管制，按照“解禁”說提供的邏輯線索，首先必須設置普遍性的禁止義務，這是行政許可過程的第一個中心環節，它決定了政府公權力的作用范圍以及人們在政府管制下可能獲得的自由。仍以出租車營運許可為例，普遍性禁止義務的產生表現為政府運用立法權力制定法律禁令：“禁止任何個人或組織未經政府許可從事出租車營運活動”。這個過程往往表現為立法權力對私領域的干預，根據霍非爾德的理論，政府發動了“權力”，于是產生“能力(Power)——責任(Liability)”的法律關系，即政府具有創設、變更或消滅出租車營運法律關系的能力，個人(包括既有的出租車營運人和社會上所有的個人或組織)處于消極的承受地位。權力運作的結果是：消滅了私法自治狀態下出租車營運人享有的所有的權利形態，并創設了一個新的公法法律關系：

　　“ 請求權(狹義的權利)(claim) ——義務(duty)”，即政府具有要求社會所有成員在未經其許可的前提下不得從事出租車營運活動的正當性，社會所有成員必須根據政府的要求不從事出租車營運活動，否則將受到政府的制裁。同時，政府還規定了從事出租車營運活動的標準，這個標準為下一階段獲得許可的營運人的權利構成了限制。

　　這是一個典型的政府設置普遍性禁止義務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個人的法律地位發生了從享有完整的權利到僅僅負有不作為義務的變化。同時，這也是一個法律關系性質“突變”的過程，由于公權力的介入，導致原來私法關系的消滅并產生了公法上的“請求權——義務”關系。這是行政許可過程的第一個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