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倫理學”(environmentalethics)或“生態倫理學”(eco-logicalethics)這兩個概念是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在我國理論界“現身的”，經過20多年的發展，雖然尚不能說它們己經家喻戶曉，但是情況己經有了很大的變化。首先，環境倫理學或生態倫理學不再只是兩個干癟的概念了，而是有了較為豐富的理論或實踐內涵，這主要體現為：拓出了自身的問題域——從倫理學的視角來探討人與自然的關系或者探宄人與自然關系中的道德蘊涵;有了支撐起理論體系的基本概念或范疇，如自然價值、自然權利、環境正義等等，而且把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解作為明確的實踐導向等等。其次，環境倫理學在我國的倫理學的大學科體系(一般來說，我國倫理學的體系是由倫理學原理、中外倫理思想史和應用倫理學三大部分構成的)中也占有一席之地了，雖然比較普遍的觀點只是把它作為應用倫理學之一脈，然而其自身也細化出了不同的研宄領域，如對環境倫理學基本理論框架的探討和對東西方環境倫理思想資源的分析挖掘等等。再次，其實踐意義也得到了肯定或承認，也就是說，從現實性上看，要協調人與自然的關系，除了要發揮經濟杠桿的作用，借助于法律的調控之夕卜，道德力量的介入也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是其他方式所無法代替的.這三個方面大致可以代表我國環境倫理學或生態倫理學所取得的進展。

　　當然，20多年的時間對于一個學科或一種理論思潮的進展來說畢竟是太短暫了，其自身的許多內涵還沒有獲得充分的展現，思想脈絡尚未定型，思維向度也還沒有得到較為充分的伸展，所以對這種思潮的回溯或反思似乎有倉促之嫌。但是我們在此所做的思考并不是要獲得一種定性的結論，只是想回過頭來看看這股理論思潮的發展軌跡，并對其未來的發展方向做出思考或前瞻。

　　1.環境倫理學在我國的產生發展一方面與環境保護主義(environmentalism)在全球的興起并一度呈席卷之勢的社會背景密切相關，但另一方面又要看到我國的環境倫理學是在實踐基礎和理論準備都不充分的情況下起步的。環境倫理學的興起應當是全球環境保護運動發展的必然產物，我國環境倫理學的產生和發展也是世界環境保護運動的組成部分，這是我們反思我國環境倫理學發展軌跡所應當具有的視角。所以，20世紀中葉以后，生態問題己經成為西方社會的一個“控制點”，它連接了太多的問題或者說它可以“引爆”許多問題。這樣一種社會背景無疑為以關愛自然為旗幟的環境倫理學的產生提供了合宜的現實土壤。

　　正是由于具備了這樣一些條件，西方環境倫理學從20世紀中葉到末葉的幾十年時間里，發展十分迅速。這期間發生的幾次明顯的理論轉向是其走向成熟的重要標志。

　　20世紀60年代以前，西方社會只有少數人關注環境問題，環境倫理學一開始也是以一種激進的方式出現，它以傳統的哲學目的論、進化論和生態學等為基礎，提出了拓展倫理視閾的方法和途徑，強調生態系統的整體價值高于人的利益的滿足。無論在論證邏輯還是價值導向上都與“人際倫理”存在很大反差甚至違逆了傳統倫理學的話語形式和論證方式，所以環境倫理學在一開始也必然會處于一種曲高和寡的地位。美國環境倫理學的奠基人奧爾多?利奧波德在40年代就呼吁人們要樹立一種與自然保持平等和諧的道德觀，但是并沒有多少迎合之聲，他的《沙鄉年鑒》一書雖然在1949年就己經出版，但是“這本書在圖書館和學者們的書架上靜靜地躺了近20年”。

　　從60年代初到70年代末，西方環境保護主義運動開始進入了一段“激情燃燒的歲月”。環境保護發展成為聲勢浩大的社會運動。人們對環境問題的關注始于對生態災害或各種公害事故的關注。當然社會民眾對環境問題的認識并不是自發產生的，也是需要引導或喚起的。對西方社會說，1962年出版的由美國海洋生物學家瑞徹爾?卡遜撰寫的《寂靜的春天》一書在西方環境保護史上是占有重要的地位的，許多社會民眾都是由于閱讀了這本書后變成了環保主義者或者走上了環境保護的道路。在這一時期所發生的許多事件也都是可以永載人類環境保護史冊的，如確定了“地球曰”，召開了世界性的環境保護大會，許多著名的環境保護NGO組織宣布成立等等。這一時期環境保護運動的所要實現的主要目標就是“遏制”，包括遏制人口的增長、遏制污染的蔓延、遏制工業社會生產和生活方式對環境造成的破壞等等。12與此相對應，這一時期的環境倫理學中雖然仍然保留著激進的成分，但是又增加了對工業文明框架中的生產方式、消費方式展開價值批判和反思的新內涵。

　　環境問題作為20世紀未解決的問題之一被帶入了新的千年，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西方社會在環境問題上的態度和觀點出現了一些新的變化，雖然環保力量還在分化，不同集團和陣營之間的爭辯對抗還頻繁地發生，但是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認識到，環境問題是個牽涉層面非常繁雜的問題，它需要不同的力量從不同的途徑來共同協商合作，正如環境保護追求生態多樣性一樣，環境保護的組織和力量也應當是多樣的，任何單獨的利益集團，更不用說個人，在環境問題上是不可能處于絕對的壟斷地位的，所以追求協同配合、共同發展應當是走向新千年的環境保護運動的必然趨勢。說的更形象一點，如果把環境保護看成是一件綠意飄蕩的長裙，那么誰都有資格來剪去裙裾的一角?！安煌慕M織滿足不同的需要——所有都非常重要——在環境的傘翼下……就像我們追求自然界的多樣性一樣，我們在政治風格和所要完成的使命方面也需要多樣性。141與此相適應，在新的世紀里，西方環境倫理學也必然呈現出多元共容的格局，即環境倫理學自身的譜系將明顯擴展。

　　我國的環境倫理學起步于20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以后才開始有了一定的發展。相對于國外的情形，我國的環境倫理學在今天還只能算是一株稚嫩的幼芽，這固然與其發展時間較短有關，但是也與現實條件和理論基礎有關。從人與自然關系的狀況來看，我國雖然具有地域遼闊和生態多樣性的優勢，但仍然是個自然災害多發和頻發的國家，生態環境還是比較脆弱的。我國長期是個農業大國，人口過多對生態環境施加了很大的壓力，然而我國的大部分人口都居住在農村，一方面農業生產雖然對環境造成了一定的破壞，特別是從先秦以來就未曾停歇的墾荒屯田等生產活動造成了比較嚴重的水土流失、土壤沙化等現象，另一方面農業文明體系中的生產和生活方式又避免了人與自然的尖銳矛盾，也就是說工業化的后發性使得我們國家避免了過早地遭遇工業化條件下所產生的各種環境問題，特別是公害問題，這似乎是值得慶幸的事情，但在客觀上卻抑止了民眾對生態問題的敏感性或生態意識的覺醒。所以直至20世紀80年代以來，當經濟增長對環境的壓力不斷增大而造成越來越嚴重的環境問題時，國民的生態意識水平依然提高比較緩慢，人們更多關注的是與自己的日常生活利害相關的環境問題，也就是說人們對環境問題的關注長期以來是停留在非常表層的功利層面的，對生態問題的關注很容易被眼前的其他利益欲求所取代和置換。而這種現實狀況也在客觀上限制了與“環境關注”相關聯的理論的萌生與發展。同時，中國幾千年積淀下來的道德資源非常豐厚，以人倫關懷為基點和準則的道德文化獲得了廣泛的認同并形成了足以長期沿襲的文化慣性。而在這樣一種現實基礎和理論背景之下，環境倫理學的發展就很難獲得強大的推動力。

　　但是，環境倫理學畢竟還是在中國實現了著陸，這種著陸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國通過改革開放所獲得的與世界的全面接觸，盡管現實基礎和理論條件的缺失使我們沒有自然地“娩出”環境倫理學的思想元素，但是不可阻抑的世界性“綠色運動”的感召必然誘使我們主動地投入它的懷抱，而通過外部輸入的方式來形成和擴展出環境倫理學的理論視閾便成為我國環境倫理學發展的起點。然而正是由于我國環境倫理學的發展帶有很明顯的“外部輸入”的痕跡，所以它在發展的過程中必須要接受現實和理論的雙重挑戰或質疑，從現實來看，它必須要與中國社會的發展特別是經濟的發展取得一定的默契。很顯然，在我國對環境問題的關注起步晚、起點低，法律和市場的規范調控機制尚不完善的情況下，倫理的介入也更顯得阻力很大。而從理論上看，環境倫理學在我國的發展長期面臨著要為自身的合法性進行辯護，要不斷面對“環境倫理學何以可能”的提問，學理上的廣泛紛爭而不是現實的關注構成了我國環境倫理學發展早期的一大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