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行政法領域的行政法原則包括行政合法性原則和行政合理性原則。下面我們來看看行政合理性原則論文，歡迎閱讀借鑒。

　　行政法的合理性原則論述

一、合理性原則的基本要義

　　（一）含義

　　行政法上的合理性原則針對的主體一方是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具體到警察行政領域是指公安機關及其人民警察，而另一方，即行政相對人也是合理性原則作用的對象。合理性原則要求行政機關在協調法律所賦予的權力、行使權利所要達到的行政目的、執法必要的手段三者之間的關系時，不僅要合法而且要合理，也就是行政機關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的行政自由裁量行為要合情、合理、正當。合理性原則的實質內容有三層含義。第一層含義是行政行為的動因符合行政目的。第二層含義是行政行為應當建立在正當考慮的基礎之上。行政機關實施行政行為要考慮相關因素，這些相關因素，就是通常所說的案件的事實、情節、性質、危害后果，也包括行為人的過錯。第三層含義是行政行為的內容要合乎情理，行政行為的內容要符合規律、符合政策、符合道義、符合常理。由此可以看出，在普通法中判斷行政行為的合理性，單靠這三個層次的含義顯然是不夠的，因為這樣三個含義僅僅解決了判斷合理性的抽象基礎，行政行為是否具有合理性還必須要有相關的客觀標準加以考察。警察執法雖然是依據法律的，但是，法律也強調在合乎法律和道德的前提下發揮警察的主動性，而且，“有許多事情非法律所能規定，這些事情必須交由有執行權的人自由裁量，由他根據公眾福利和利益要求來處理”。這就是說，警察機關和警察依照法律規定接受法律的賦予，擁有自由裁量權，在執法過程中應當進行某種理性選擇。具體情況包括：對某事件是否立案的選擇、對案件偵查方式的選擇、需要采取的強制性措施或強制手段的選擇、必要情況下進行處罰的種類的選擇，等等。

　　（二）基本內涵

　　1、“合理”常與公平、正義、適當、正當的含義相當。“公正”本來就是一個不準確的概念，如果用來界定“合理”，那么合理的概念也不會解釋的清楚，并不能對合理性作出準確的解釋和回答，這是由合理性問題本身的復雜性和語言表達的抽象性所決定的。關于合理或者合理性，自然法論者認為合理就是符合自然法，也就是符合人類的普遍理性；馬基雅維利認為，合理就是合乎情勢的要求，從而認為君主所采取的合乎情勢的一切手段都是合理的；霍布斯認為，合理與否就在于某種行為是否能夠保全人的生命；韋伯認為，合理性有兩種，其一是實質合理性，其二是形式合理性。實質合理性是指某種行為是否符合宗教信仰或者宗教教義、風俗習慣、道德原則規范，它體現在對行為是否達到了目的，和是否取得了應有的結果的評價上；形式合理性指的是一定行為是否采取了最有效的`手段和程序，這種合理性是可以計算的，可以量化的；里普森認為，現代社會“要在政治上組織億萬民眾并讓他們保持對這個制度的忠誠，績效比承諾更重要”。

　　2、普通法國家從法律制度上所表現出來的是判例法，這就為法官對行政行為的合理性做出判斷提供了制度保障，因為法官所做的裁決對以后出現的相同案件有拘束力。普通法國家在行政法領域，對行政行為進行控制是采用了合理性原則，其與普通法的法律體系與法律制度的背景是相適應的。這是大陸法系和普通法系在對行政行為控制的時候表現出來的不同的地方。但是，在現代行政法領域，不論大陸法國家還是普通法國家，都面臨一個共同性問題，就是如何把國家權力保持在適度和必要的限度以內。保證自由裁量是適度，不讓行政機關不擇手段去達到目的，或者避免行政機關以總成本高于總利益的手段達到目的，這是所有國家面臨的共同問題。

　　3、合理性原則在警察行政領域的運用，主要為了平衡警察權力、警察目的、警察手段三個要素之間的關系，在價值取向上，力求警察自由裁量行政行為的正當性。行政行為是否取得了盡可能高的績效決定了警察行政行為是否符合合理性原則。

　　4、警察執法手段的合理性或正當性問題，并不是指警察所使用的強制性措施、強制性手段等是正當的或者具有合理性，不是應不應該使用強制性措施或強制性手段的問題，而是指在非給予行政拘留、罰款等處罰行為或非使用強制性措施、手段不可的前提下如何進行理性選擇的問題。比如，公安執法有權使用武力手段，但不能動輒訴諸武力手段，而應該從維護當事人和其他群眾的人權和利益出發，從和平的執法愿望出發，盡可能的不選擇并使用武力手段，即使合法的選擇并使用了武力手段，也有責任將其可能對當事人和其他群眾造成的人身傷害和財產損失控制在最低程度內。

二、我國行政法中合理性原則適用的現狀

　　（一）合理性原則在我國行政法上的地位

　　在我國，《行政訴訟法》第5條規定，人民法院在行政訴訟中對行政機關所作出的具體行政行為是否合法進行審查。有學者因此認為這一法律規定僅僅確立了行政訴訟合法性審查原則，而合理性審查原則并不在法律規定的范圍之內，進而認為，司法機關的行政審理行為僅適用合法性原則，不適用行政合理性原則。研究行政合理性原則可以發現，該原則是有效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權，使其在合理限度內運用：合理性原則為警察執行使自由裁量權確定了行為準則；實際上，對自由裁量的司法審查依據的不只是合法性原則，主要是合理性原則；合理性原則為行政相對人進行行政救濟提供依據和道路。由此本文認為，并不能因為我國行政法沒有使用“合理性原則”的概念和表述，就否定合理性原則在行政訴訟法上的可適用性，忽略合理性原則的重要性。從現代法治文明理念來說，我們可以設想是否應該確立行政合理性原則作為行政訴訟法法律淵源的地位。這樣可以為行政復議和行政訴訟中加強對行政裁量的合理審查提供法律依據，便于行政復議機關和人民法院在監督行政行為時，有更好的判斷空間。

　　（二）合理性原則的范圍

　　1、價值方面，是指警察在處理日常警務時，要堅持正確的價值標準和價值規范。這首先要求警察在執法過程中要符合優良的風俗習慣，尊重相對人的宗教信仰和教義。其次，它要求警察自覺遵守警察行政領域的法律、法規規定，嚴格依法辦事，在法律允許的范圍之內運用自由裁量權。法律作為一種價值理性，通過法律調節促使社會生活秩序穩定，是國家治理的一個重要的方式和途徑，尤其是在現代法治社會里，“法律作為一種目的合理性，它與在經濟和國家管理中體現出來的工具理性相平行，它是社會的合理化問題的核心部分。目的性理性僅僅是活動的理性的一個維度”。再次，它要求警察在日常工作中要遵守社會的道德規范。這種道德規范并不一定限定于用來調節一般人際交往的道德規范，在根本上就是符合合理性原則的公正、平等、正當等。而在這些原則中最主要的就是公正原則，因為“平等公正乃是社會最合理的終極目標”。

　　2、手段方面，是指警察在辦理治安或刑事案件時應當采取正當的手段和方法。眾所周知，警察執法就是實現執法目的的過程。要實現執法目的就必須使用國家法律、法規規定的必要的執法手段，但警察執法目的的合理性并不直接表明或者默示可以采取非法的和應受大眾指責的手段。因此警察執法，除了保證其所處理的案件在價值層面上合理之外，還應該保證所采用的執法手段合理、正當，才能在處罰階段實現公平合理，才能得到相對人的信服。具體來說，警察執法手段的合理化、正當化是警察在具體的執法過程中的處罰類型要理性選擇，達到罰當其罪，盡量避免對相對人造成不必要的損失傷害，不給與案件無關的其他群眾的人身和財產造成損害。

　　（三）存在的問題

　　我國行政法領域的行政法原則包括行政合法性原則和行政合理性原則。合理性原則在行政法領域主要是針對自由裁量的行政行為，所以在我國合理性原則就成了行政基本原則之一。但是如此一來這就出現了一個非常奇怪的現象，我們的法律體系往往是界定為脫胎于大陸法，當然在行政法領域采用比例原則是合乎情理的一個事情，但為什么會采用普通法的合理性原則？在這里，考察我們的司法制度可以發現，我們國家的法官，顯然靠合理性原則，既無法判斷司法權力對行政權力如何干預，而且干預到什么樣的程度，也沒有客觀的審查具體行政行為合理性的標準，所以在我國司法對行政行為的審查僅僅是對行政行為的合法性進行審查，只有在行政處罰顯失公平的時候，人民法院才能夠審查行政行為的合理性。顯然，我們的司法審查制度是把行政行為的合理性審查排除在外，而行政行為的合理性所針對的對象又是大量的自由裁量的行政行為，這就造成了行政行為中自由裁量行為在我們國家失去了監督。因此，最近十多年來出現的一系列沖突現象，往往表現為自由裁量的行政行為出現問題，而這些問題都是以行政行為不能體現公平和正義表現出來的。行政法領域，將自由裁量權賦予警察，其目的是為了讓警察更好的執行法律，維護社會治安秩序，懲治違法犯罪。同時，法律將自由裁量權賦予警察時，在法理上隱含著：警察具有良好的法律素養和道德素質，能夠充分的發揮自己的能動性，切實履行自己的職責，能夠忠實地執行法律，謹慎行使法律賦予的警察權力。但是，現實情況并非如此。一是我國現階段法律法規僅僅偏重于警察自由裁量權的授予，而對自由裁量權行使的控制方面不夠重視；二是我國現行法律、法規中有關自由裁量權行使的范圍、幅度過于普遍，使警察在行使自由裁量權時，會因個人價值取向、感情傾向的不同而造成警察行政執法行為和執法后果的差異，使得在實踐中自由裁量的行政行為有許多顯失公正濫用職權現象的存在。警察在行政過程中自由裁量權濫用的具體表現為，辦“人情案”、“關系案”、以治安管理處罰代替刑事處罰、以治安管理處罰代替刑事拘留，在刑事領域以重罪代替輕罪，有罪變為無罪；不按規定扣押物品，輕易對企業和個體經營者予以停產停業整頓、吊銷許可證、查封凍結取締等處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