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摘要：果園城記》是師陀最富盛名的代表作。該小說集創(chuàng)作于上海淪陷時期，作者對果園城的人物、性格、命運和環(huán)境作了細致的描摹，在優(yōu)美的筆觸中實則隱含著作者對民族性格和命運的深刻反思，也襯出作者拳拳的愛國之心。

　　論文關(guān)鍵詞：果園城記,民族性格,愛國心

　　《果園城記》是師陀最富盛名的代表作。據(jù)作者回憶，上海淪為“孤島”后，“我不知道這些日子是怎么混過去活過來的。民國二十七年九月間，我在一間像棺材的小屋里寫下本書第一篇《果園城》。這并非什么靈機一動，忽然想起踐約；也絕無‘藏之名山’之意，像香港某批評家所說；只是心懷亡國奴之牢愁，而又身無長技足以別謀生路，無聊之極，偶爾拈弄筆墨消遣罷了……這小說的主人公是一個我想像中的小城……我有意把這小城寫成中國一切小城的代表，它在我心目中有生命、有性格、有思想、有見解、有情感、有壽命，像一個活的人”。由此可見，作者的自謙之詞實則隱含著對民族性格和命運的深刻反思。本文擬在文本細讀的基礎(chǔ)上對此展開討論。

　　一

　　在這個想像的小城中生活著各色各樣的人物。孟林太太，一個寡婦，幾十年如一日的空閑的活著。素姑，孟林太太的女兒，一個二十九歲仍待字閨中的未嫁女，用女紅作為自己的日常功課。油三妹，一個性格外向的小學(xué)體育教員，晚間和男同事們的聚會讓她失身進而懷孕了，后來吞藤黃自殺。老員外的三女兒，一個德才兼?zhèn)涞拿琅瑔T外的挑剔延遲了她的婚姻，在悲寂中跳樓而死。大劉姐，衙役寡婦的女兒，和錫匠店的學(xué)徒虎頭魚相好，為了母親下半輩子有依靠，她做了師爺?shù)囊烫髞黼x開果園城。這些果園城的女性們無一例外的都遭遇到婚姻的困境，寡婦、已婚的、待嫁的，不管是止于習(xí)俗還是奮起一擊，她們都無法主宰自己的命運，只得將它交付給旁人。

　　如果說處于傳統(tǒng)文化背景中的女性本無推動社會發(fā)展的社會責(zé)任的話，那么知識分子應(yīng)該義無返顧的承擔起這份責(zé)任。但是，果園城的知識分子并不曾為果園城帶來變化，相反，他們要么被果園城驅(qū)逐，要么就和果園城融為一體。葛天民，果園城的農(nóng)場場長，一個有著大約一百五十畝到兩百畝田地之間的中等地主，衣食無憂，生活無虞，每天在家里和農(nóng)場消磨著光陰。賀文龍，一個期望成為作家的小學(xué)教師，每天繁重的工作和相繼出生的孩子卻讓他的夢想成空，他成了一個碌碌無為的人。“傲骨”，從小就與周遭格格不入，長大后因宣傳共產(chǎn)主義被送進監(jiān)牢。出獄后向西方人學(xué)習(xí)整理產(chǎn)業(yè)，卻被鄉(xiāng)人不理解，他的生命里最后只剩下了憎恨。

　　那么，果園城里有權(quán)有勢的人就能安穩(wěn)的生活下去嗎？我們來看看魁爺，這個果園城真正的主人。他的自尊在得知他的四姨太和他的車夫有染的情況下深受重創(chuàng)，從此再也不能復(fù)原。劉卓然，老劉爺唯一的兒子，在家族幾兄弟的明爭暗斗中被異常的溺愛著從而成為一個缺乏意志的伶俐的人。在雙親死后，他理所當然的敗完了家，成為一個絲毫不感到愧疚的乞丐。時間過濾了命運，他們的欲望只是帶來了毀滅。

　　果園城還有一類離去者。孟安卿，一個大空想家，二十歲時突然離開果園城。十二年后，成為肖像兼風(fēng)景畫家然而心靈上日漸空虛的孟安卿出其不意的回到了果園城，他想看看他的姨媽和表妹。當他站在大門前重溫過去的時光時，他碰到了一個熟人，可是這個人不僅不認識他，而且認為果園城根本沒有他這個人，瞬間孟安卿認識到時間加注在人們身上的力量，他不再敲開姨媽家的門，于感傷中離開了果園城。孟季卿，孟安卿的堂兄弟，綽號“安樂公”，天生的老好兒。他的兄弟們?yōu)樗呢敭a(chǎn)爭得焦頭爛額，他向來都是一笑置之。他一個人在北京讀書、生活，身邊的朋友結(jié)婚后，一個個離他而去，他孤獨的走在人世間，感到陣陣的空虛。在北京的二十年，他研究數(shù)學(xué)、哲學(xué)、美術(shù)、教育、天文、歷史、地質(zhì)……最大的成就卻是吃酒。他死于一次醉酒后。

　　二

　　在對果園城的前三類人物進行描繪時，我們發(fā)現(xiàn)他們有著一種共同的生存樣態(tài)：靜止。不管是周而復(fù)始的活著還是日趨一日的淪落，他們都是在一種沒有希望的靜止狀態(tài)中生活著。換言之，他們在一種巨大的文化力量下安于其命，這種力量，就是在時間的累積中業(yè)已形成的果園城文化：停滯、庸懶、陳舊、閉塞。所以，一走進孟林太太的屋子，我們就發(fā)現(xiàn)那放在妝臺上的老座鐘不知何時已經(jīng)停了。這個“停止的時鐘”意象覆蓋了整個果園城，由此，我們才有幸見到了葛天民那流淌在臉上的“無所欲求的滿足”，聆聽著作者的感嘆“人是生活在小城里，一種自然而然的規(guī)則，一種散漫的單調(diào)生活使人們慢慢的變成懶散，人們也漸漸習(xí)慣于不用思索”。因而，果園城的女性們都自覺的承受著婚戀中的各種無妄之災(zāi)，她們的希望被傳統(tǒng)而陳舊的禮俗牢牢地捆綁著。這樣，當劉卓然跨出果園城后，封閉的文化系統(tǒng)帶給他的愚昧和揮霍就發(fā)揮到了極至。

　　“文化確是具有超個體特征……個體所生存在內(nèi)的文化包圍著他并制約著他的行動”，當果園城文化以一種滴水穿石的姿態(tài)潛移默化著人們的思維時，它又換了一副猙獰的面孔去對付和它不相容的人。如“傲骨”，這個類似魯迅筆下的魏連殳的人物，他始終處于個體心理和群體心理的失衡狀態(tài)；又如賀文龍，他試圖改變果園城里一潭死水的生活，卻讓自己的希望耗在煩瑣的日常生活中。

　　這種文化氛圍直接導(dǎo)致了果園城的離去者的行為模式：離開——回來——再離開。顯然，他們離開果園城，是對既成的果園城文化的一種不滿和逃避，他們想到外面尋找一種更適合自己生活的文化氛圍。然而，當時光流走十多年后，他們同樣無法彌補精神上的空虛，他們又回到了果園城。（雖然孟季卿一輩子客居他鄉(xiāng)，在形式上沒有完成回來——再離開的行為模式，但死同財產(chǎn)的問題肯定讓他不止一次在精神上回歸家鄉(xiāng)，所以我們依然可以把他歸入這一類型）但是，思念中的家鄉(xiāng)和現(xiàn)實中的家鄉(xiāng)總是隔著很長的距離，他們在新的文化背景中受挫，在舊的文化背景中也無法找到可以讓心靈平靜下來的良藥。于是他們又再次離開，懷著深深的落寞和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