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以企業需求為主體的“用工荒”和以農民工及大學生等群體為主體的“就業難”相互矛盾的兩個問題凸顯。“用工荒”反映了各類教育機構提供的各種人才未能滿足經濟社會發展對人才的實際需求,“就業難”反映了各類教育機構未能很好地適應經濟社會發展對于各類人才的需求。職業教育作為技術人才培養和輸出的支撐力量,“就業難”和“用工荒”等看似尷尬的問題也是對職業教育如何發揮其作用的現實考量。職業教育和普通教育同屬公共教育體系,但職業教育具有區別于普通教育的顯著特點:一是職業性,主要體現在針對崗位或職業的培養目標的職業性;二是實訓性,主要體現在教學過程的實踐性,技能培養過程的實訓性,知識和技能的實用性;三是經濟性,主要體現在職業教育可以促進經濟發展,同時職業教育的發展也需要經濟基礎的支撐[1];四是終生性,由于社會不斷發展,科技不斷進步,每個人在一生中需要不斷接受職業教育,通過職業教育掌握和應對新技能及新發展。相對于普通教育而言,職業教育更側重于實踐技能和工作能力的培養,具有不可或缺性和不可替代性,肩負著技能型人才培養的重任,其供給的有效性是擴大人才輸出和社會健康發展的重要基礎。
一、我國職業教育供給現狀及問題
自2002年以來,我國的用工荒問題日益凸顯;同時,農村富余勞動力的轉移就業及大學生就業難卻愈演愈烈。人力資本市場既供給過剩,又供給不足。看似矛盾的兩個方面反映出與我國經濟結構轉型相適應的技能人才短缺,同時缺乏技能或不具有和經濟發展相適應的技能人才卻呈現過剩狀態。相關統計數據顯示,截至2006年底,我國農民工達1.32億人,2009年達到2.3億人,接受過短期職業培訓的占20%左右,接受過初級職業技術教育或培訓的僅占3.4%,接受過中等職業教育的只有0.13%,絕大部分農民工沒有經過任何技能培訓而直接進入了勞動力市場。人社部調查顯示,技術人才供不應求,企業對初、中、高級工的求人倍率分別為1.42、1.44、1.6,高級技師、技師和高級工程師的求人倍率更高,分別為2.36、2.36、2.2,技能的缺乏無法滿足經濟發展對人力資本的需求[2]。因此,我國人力資源供給過剩的實質是勞動者素質“低”,技能人才供給不足的實質是職業技能教育“弱”。
作為提高勞動力素質的重要方式,我國職業教育呈現既供給不足又需求不足的窘境。供給不足是指職業技術教育從質量和數量上不能滿足經濟發展對技能人才的需求,典型表現是“用工荒”現象;需求不足是指社會對職業技術教育供給的需求方面,主要表現為職業學校的“招生難”現象。目前在政策層面對職業技術教育給予了大力扶持,但職業技術教育的社會環境、資金不足、針對性不強、技術含量不高或流于形式、職業教育的吸引力不強等發展障礙仍不容忽視。教育部發布的《全國教育事業發展統計公報》顯示,全國技工學校數量由1998年的4395所下降到2009年的3077所,2005年全國中等職業學校達到11611所,比2000年減少4324所,減少比例為27%[3]。從這些數字可以看到,我國職業教育發展面臨的嚴峻形勢,雖然近年高等職業教育異軍突起使職業教育的總體發展得以維持,但職業教育與經濟社會發展的不均衡仍需引起重視。
(一)學歷職業教育供給困境
隨著教育供給的不斷改善,民眾對于職業教育的需求卻呈現出明顯的供大于求。首先,學歷職業教育相對于普通教育得不到社會的認可,職業教育在學校教育中成為了“落榜生”、“劣等生”的無奈選擇,職業教育普遍遭受鄙視成為“次等教育”,這也是學歷職業教育生源素質較差、生源萎縮的重要原因。其次,受資金、師資、設備等條件限制,職業學校辦學過程中重理論、輕實踐、重形式等導致職業教育供給的有效性降低。最后,為了短期利益,部分企業在招工過程中不能有效推行持證上崗等規章制度,并且秉承“只用工不培訓”的思想,這助推了社會對職業教育的輕視。
(二)非學歷職業教育供給困境
非學歷職業教育主要是針對下崗職工、失業人員、農村剩余勞動力以及城鄉新生勞動力等群體的初級技能培訓。非學歷職業教育是人力資產增值、企業增強競爭力及組織效益快速提高的重要途徑。縱觀世界發達國家,都高度重視員工培訓,如美國政府用于員工培訓的費用每年達600億美元;法國每年用于員工培訓的費用占全國教育經費的25%;新加坡在培訓方面的政府投資達3000萬新元。
我國政府和企業雖然也意識到企業員工培訓的重要性,但政府和企業對于員工培訓的投入還有待提高。首先,職業教育側重于基礎知識和基本技能,缺乏對企業高新或先進技術的針對性;其次,職業教育機構限于資金、設備等客觀條件,無法進行基于企業先進技術的有效培訓;再者,企業作為職業教育的最大受益者,缺乏對員工進行在職培訓的重視或制度約束,大量在職員工對于技術水平提升和職業教育的需求得不到滿足。
二、職業教育供給問題的原因分析
政府部門通過“陽光工程”、“勞動力就業培訓”等補貼措施推動職業教育的發展,具有普惠性和公益性的職業教育培訓制度已經在我國基本形成。在具體實踐中,職業教育的供給并沒有得到應有的響應,民眾對職業教育的需求并沒有明顯釋放或爆發。現代職業教育體系的構建必須跨越傳統教育的范疇,建立在深刻認識職業教育問題并對職業教育本質深入研究的基礎上。
(一)職業教育供給與供求基本原則的偏離
教育供給和需求密不可分,二者之間存在互為條件、相互制約、相互促進的關系。職業教育供給涉及數量、質量、結構、公平和效率等五個方面,即職業教育有效供給應當數量均衡、質量滿意、結構合理、公平優先、兼顧效率[4]。第一,數量均衡。教育供給以社會公眾的教育需求為基礎,需求的主體主要體現在國家、企業和個人三個不同的層次和指向,國家和個人的投資需求最終會以企業人力資本需求的方式體現,在滿足職業教育供需均衡的前提下側重于職業教育輸出和社會需求人力資本的供需均衡。第二,質量滿意。職業教育在數量供需均衡的前提下要充分提升教育質量,從而達到社會對人才的質量要求,如受教育者接受教育后的社會適應性、技能水平、綜合素質等。第三,結構合理。職業教育的供給結構必須和勞動力市場對人才的需求結構對應。第四,公平優先。中等職業學校學生中的60%~70%來自農村,中職生家庭屬于中等以下收入階層[5],為社會基層勞動者提供基礎性職業教育與培訓服務不僅事關我國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而且事關公平正義的維護和社會的長期穩定。第五,兼顧效率。教育供給的有效性不僅是教育供給機會的增加,更重要的是教育需求的充分激活,包括社會需求和個人發展需求。我國職業教育供給困境的根本原因是職業教育沒有在經濟轉型的大背景下根據經濟社會的發展而適時調整或轉變供給的基本要素,職業教育的供給、教育的產品輸出和經濟社會的發展不協調,還未能建立起需求驅動的職教供給體系,職業教育供給的形式、數量、結構和類型等與社會需求的針對性、公正及質量等相互平衡方面還有待完善。職業教育供給偏離市場需求,供給過程滿足不了市場對質量等方面的要求;市場對職教供給低效的這種結果反作用于職教的供給數量、質量和結構;相互作用的結果導致公眾、企業和社會對職教供給的消極應對。
(二)職業教育缺乏良好的發展氛圍
職業教育對于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作用和公眾對其認識極不相稱。職業教育長期以來被社會普遍認為是“二流教育”,相對于同層次的普通教育,職業教育在招生層次中居于最低端。同時,地方政府和學校未能對學生進行正確的宣傳和引導,導致職業教育發展舉步維艱;一方面,普教招生高燒不退而就業十分困難;另一方面,職業學校就業形勢非常看好而門可羅雀,兩者形成強烈反差。社會歧視導致職業院校學生的心理壓力較大,職業院校學生都將學歷歧視放在第一位。
(三)市場需求的導向功能不強
市場對技能人才的需求是職業教育發展的最直接驅動力,也是職業教育與經濟社會發展聯系最直接、最緊密的具體體現。“用工荒”的實際原因是教育和市場的脫節,職業教育的發展需要技能人才在擇業時具有明顯的職業選擇優勢,進入社會后在崗位上技能的價值能夠得以有效體現,只有這樣,職業教育才能實現持續健康發展,而發展的前提就是市場對職業教育的導向作用,市場引導職業教育發展,職業教育按照市場需求提供產品和服務。健全政府主導、行業指導、企業參與的辦學體制機制,創新政府、行業及社會各方分擔職業教育基礎能力建設機制,讓市場成為職業教育產品輸出,服務供給的指揮棒。職業供給的前提是市場需求,除了職業教育機構本身要依據市場需求調整供給結構以外,企業和市場作為職業教育的最大受益方也應主動與教育機構合作,為職業教育供給提供明確的導向。
(四)職業教育供給低效
現代職業教育體系的構建不僅需要社會共同努力,需要職業教育機構加強內部管理,也需要市場對職業教育的引導,更需要民眾對職業教育認識的轉變。職業教育發展的問題是社會中相關因素綜合作用導致職業教育供給缺乏有效性的結果。
影響職業教育供給有效性的關鍵因素有三個:一是職業教育的定位,也就是教育供給能否按照市場需要培養專業人才;二是師資和管理,即教育能否按照市場需求保質保量完成人才培養,一般包括師資隊伍、硬件設施、教育過程管理等因素;三是職業教育供給對企業作用的發揮,企業作為職業教育的人才需求者和最大受益者,其參與程度對職業教育的定位、人才培養質量、人才的作用發揮和繼續培養等具有重要作用,企業參與包括資金支持、培養過程參與、人才使用和跟蹤培養等,學校主動建立有效的校企合作機制,充分發揮校企在職業教育中的責任和作用是保障職業教育供給有效性的重要因素之一。
一方面職業學校在家長心目中缺乏應有的吸引力;另一方面,在職業學校畢業生就業形勢普遍看好的情況下,這些學生進入崗位并沒有體現出職教畢業生相對于普教畢業生的技能優勢和價值。職業學校對于學生管理缺乏針對性措施;在調動學生學習積極性、營造濃厚學習氛圍、規范學生管理方面缺少職教特色,使得社會、家長對職業學校成人、成才的管理缺乏信心。再加上目前社會對中職教育的良好環境尚未真正形成,職業學校畢業生的上升渠道不暢通。企業在招聘、用工管理等方面對技能人才重視不夠,缺乏對技能人才重視的具體措施和氛圍。全方位、立體化、多部門共同參與、與社會經濟發展相適應的職業教育產品供給體系尚未確立和完善,職業教育供給缺乏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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