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耕望( 1916 -1996) ，號歸田，安徽桐城人，是治中國中古史的大家，專長于中國中古政治制度史、歷史地理。他治史以嚴謹著稱，有自己獨特的風格，備受史學界推崇。關于嚴耕望的治學方法，他所著《治史經驗談》、《治史答問》、《錢穆賓四先生與我》三書已經做了具體的闡述。本文在對嚴耕望《治史三書》及其它著作研讀的基礎上，試圖對其治學方法加以總結。

　　一、師承與治學方法的形成

　　嚴耕望先生治史具有精密的考證和宏觀的通識相結合的特點，劉健明曾言: “感到先生除精于考證外，更佩服先生的通識。”嚴耕望先生的治史這種特點多是在前輩史學家的影響下，在讀書治學過程逐漸形成的。

　　嚴耕望認為對其治學影響特別深遠的老師有三位，即小學時的馮溶生、中學時的李則綱和大學時代的錢穆。馮溶生是他小學的算術老師，他認為“研究問題能深入、能精細、不敢一步虛浮，這種作風，大都得之于少年時代的數學訓練，這是溶生先生之賜!”雖然馮溶生是一位數學老師，但嚴耕望在后來治史考證方面能夠十分精密，是受到馮溶生師的影響。李則綱則把嚴耕望引到治史的道路上，使其在治史中有宏觀的通識。嚴耕望在高中讀書時代就決定從事史學研究，治學方向的較早選定必然會對此后的閱讀和思考產生較大的影響。在李則綱師的影響下，嚴耕望閱讀了史學、社會學、人類學各種著作，具有了比較開闊的視野。嚴耕望談及李則綱的影響時說:“得到則綱師的引導，廣泛的吸取新知識，境界得到開闊，對于史學也漸有宏觀的通識傾向。”

　　嚴耕望自在武漢大學時就受教于錢穆先生，后來成為錢先生最得意的門生之一。錢穆的教導對于嚴耕望的治學路徑所產生的影響是極大的。錢穆講“歷史學有兩只腳，一只腳是歷史地理，一只腳就是制度。”這使嚴耕望對這兩門學問發生了濃厚的興趣，并走上了研究歷史地理和制度史的道路。錢穆早年以考證著稱，《劉向歆父子年譜》、《先秦諸子系年》是其早年考證的代表作。而錢穆治學也具有宏觀的通識，嚴耕望回憶說:“先生教人治學，常常強調要向大處遠處看，切忌近視，或規模太小。” 錢穆的治學具有把微觀的考證與宏觀的通識相結合的特點，“用今天的話來說，錢穆所提倡的是‘宏觀’和‘微觀’交互為用。他自己的工作便提供了最有力的證據。《國史大綱》以三十萬字概括了中國史的全過程固然是宏觀的大手筆，《朱子新學案》以百萬言分析朱熹一人的思想和學術的發展則更是微觀的極致。”嚴耕望治學受錢穆影響很深。

　　嚴耕望先生后來進入史語所工作，史語所是考證學的中心，在這里他又受到考證的訓練，對他的著述也產生了影響，他說: “基本上，一點一滴的精研問題，不失史語所的規范。但意境上，較為開闊，不限于一點一滴的考證。所以每寫一部書，都注意到問題的廣闊面，因此規模甚大，但仍扎實不茍。”

　　二、精密的考證方法

　　嚴耕望除了直接受教于錢穆等先生，而且研讀一些史學大家的著述，對其治學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在中國現代史學家中，嚴耕望特別推崇陳垣、陳寅恪、錢穆和呂思勉四位先生，稱他們是現代史學“四大家”。余英時認為嚴耕望兼收并攬四大家的優點，“他的規模弘大承自賓四師，辨析入微取諸陳寅恪，平實穩健尤似陳垣，有計劃而持之以恒則接呂思勉。他在史學上能達到通博與專精相反相成的境界決不是幸致的。”對于“專精”和“博通”，嚴耕望在《治史經驗談》中開篇便論述這一問題。專精和博通與考證的精密和宏觀的通識則是相輔相成的。嚴耕望所具有的“專精”和“博通”的治史素養，使其在治史特點上具有精密的考證和宏觀的通識相結合的特點。

　　嚴耕望曾言，“惟余所長，仍在精核縝密一途。”嚴先生之言主要是指其在考證上的精密。歷史記載有真有偽，史學的研究需要以考證為基礎。要想考證的確鑿可信，必須有豐富的史料作證據，有所謂“孤證不立”。嚴耕望先生治史考證精密，史料豐贍，證據確鑿。精密的考證是嚴耕望先生治史的一大特色。

　　精密的考證，要以對史料的廣泛占有為前提，嚴耕望先生搜羅史料具有“竭澤而漁”的精神。嚴耕望的巨著《唐代交通圖考》，“文繁兩百萬”，該書對史料的搜羅，先生自稱“諸凡正史、通鑒、政書、地書、別史、雜史、詩文、碑刻、佛藏、科技、雜著、類纂諸書，及考古資料，凡涉中古交通，不論片紙巨篇，搜錄詳密，陳援庵先生所謂‘竭澤而漁’，余此項工作庶幾近之。”在廣泛搜羅史料的基礎上，嚴耕望進而進行精密的考證，其言“詳征史料，悉心比堪，精辨細析，指證詳明”。有學者稱，“《唐代交通圖考》是20 世紀中國交通史研究的最突出成果，也是這一領域最值得稱羨的學術成就，就對于以后中國交通史研究的影響而言，也成為學者公認的典范。”《唐代交通圖考》之所以贏得學者如此好評，在廣泛搜羅史料基礎上作精密的考證當重要原因之一。

　　由于搜羅史料廣泛，嚴耕望的著作以材料豐贍、論斷精確而著稱。如其《唐人習業山林之風尚》一文，為論述士子讀書習業于嵩山、少室，他一并舉出了19 條史料作證。又如在其《中國地府行政制度史》乙部《魏晉南北朝地府行政制度》中，嚴先生為論述州佐吏中治中低于別駕，任州職者多由治中而轉別駕，而別駕遷升則以郡太守或州將司馬、長史為多，他一并列舉了29條史料。諸如此類能體現嚴耕望材料豐贍、考證精密的例子，在其論著中不勝枚舉。如此豐贍的史料，使其考證極其精密，證據十分確鑿。周一良讀了嚴耕望《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后說:“嚴書則久仰其名而未得見，讀后深佩其考訂之細密周詳。”余英時言及嚴耕望《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稱: “書中每一章每一節都有精密考證的收獲。不過他所做的是地毯式的全面考證，而不像多數考證那樣，只是蜻蜓點水式的。”

　　從嚴耕望的論著中，可知其考證之精密，對于怎樣才能做到這一點，他把其概括為“無孔不入”、“有縫必彌”八字。他總結說: “不論是‘無孔不入’或‘有縫必彌’，都是要細心的閱讀史料，嚴密的思考問題，否則自己論點很難真能建立起來，所提論點也很容易被人一搗即破，歸于失敗!” 嚴耕望對于考證精密的要求，是對其治史的經驗總結，也是其治史方法的體現。

　　三、宏觀的通識理念

　　嚴耕望先生治史雖考證精密，細致入微，但他不為考證所左右，考證不是他最終的目的，他的考證都是為論證提供依據，是建立在宏觀通識下的考證。余英時言嚴耕望的考證“建立在兩個先決條件之上: 第一，事前有周密的通盤計劃; 第二，從計劃到執行需要長時期的持續努力。”余英時所言“事前周密的計劃”則是需要對所要論述的問題有宏觀的通識。嚴耕望先生把精密的考證與宏觀的通識相結合，形成其治史的特色。他治史所具有的宏觀通識的特點在其史學著作中都有鮮明的體現。

　　《治史經驗談》中“原則性的基本方法”則主要談治史如何才能具有宏觀的通識。他首先談到治史者的基本素養，提出要“專精”也要相當的“博通”，但從全文來看，他主要是講“博通”，論述“博通”的重要性。對于如何閱讀史書，他認為“要看書，不要只抱個題目去翻材料”。他特別強調要閱讀正史: “由頭到尾讀正史時，主要著眼點，是求對這一時代的全盤認識，找材料是副目的。” 嚴耕望認為其治史的路線是從一般普通史料入手，以正史為基礎。閱讀史書，要能夠“看人人所能看得到的書，說人人所未說過的話”，具有高明的史識。這種史識的培養要建立在宏觀通識的基礎上，嚴耕望在《治史經驗談》中指出: “集中心力與時間作‘面’的研究，不要作孤立‘點’的研究; 建立自己的研究重心，不要跟風搶進”; “斷代研究，不要把時間限制得太短促”。

　　嚴耕望治史宏觀通識的經驗之談，不僅是對錢穆等先生宏觀通識的治學方法的繼承，也是他幾十年治史的心得體會。嚴先生的煌煌巨制《兩漢太守刺史表》、《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唐仆尚丞郎表》、《唐代交通圖考》等，無不是在宏觀的通識基礎上寫成的。嚴耕望認為，就中國地方行政制度而言，春秋戰國之際是中國官僚行政組織始見萌芽時期，秦漢和隋唐時期是兩大典型時代，而魏晉南北朝是秦漢型向隋唐型的過渡時代、非典型時代。《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全書通過精密的考證，論述了秦漢型的地方行政制度的類型特征，以及魏晉南北朝時期如何由秦漢型轉化為隋唐型的。嚴耕望由地方行政區劃，論及到各級行政組織、地方制度諸層面，將復雜的地方行政制度、眾書散見的史料，通過宏觀的通識才能使之條理化。嚴耕望具備這樣的史學素養，才能撰成這樣的鴻篇巨制。

　　當然，要做到精密考證與宏觀建構的結合是不容易的，許倬云指出嚴耕望之學“既要有棉花針的考證，又要有開山斧的宏觀史識，更需要有耐力。”嚴先生也自稱: “蓋余為學，即詳征史料作深入之研究，又期廣被于全面，嚴密組織，成其系統。深入與廣面本難兼顧，而余奮力為之。”嚴耕望先生在其師長的影響下，在治學過程中，逐漸形成了精密的考證與宏觀的通識相結合的治史特點。嚴耕望先生的治史特點對于學習和研究歷史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