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馬克思人類行為的動態模型是比經濟人更科學的人類行為的基本假設,這一模型存在的意義在于打破了經濟學只有建立在經濟人假設基礎上才能成為一門科學的神話,理論經濟學只有以馬克思人類行為的動態假設為基礎,才能構造出與經濟實踐相統一的理論體系,只有用這樣的理論體系指導中國的改革實踐,才能真正建立起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關鍵詞 經濟人假設; 公益人;馬克思;
在人類行為的基本假設問題上,馬克思與西方學者具有很大的不同,西方學者一般是把理論體系建立在經濟人這一不變的假設上面,而馬克思所采用的人類行為的基本假設卻是變化的,在分析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預測未來的新制度時,采用的是不同的行為假設,我把馬克思使用的這種人類行為的基本假設稱為馬克思人類行為的動態模型。我認為,馬克思人類行為的動態模型無論是構筑理論體系而是指導經濟實踐,都比經濟人假設更科學。
一 馬克思與亞當、斯密關于經濟人假設的差異
我們從馬克思的《資本論》中可以看出,《資本論》在對人的行為假設上繼承了亞當、斯密的成果,認為經濟活動的主體同樣是理性的經濟人,這種人善于計算,目標明確,從來不自覺顧及公共利益。但除了這些共性以外,《資本論》對人的行為的基本假設與亞當、斯密的經濟人仍然有許多不同之處:
㈠ 亞當、斯密認為,自利是人的一種本能,是人類的自然屬性,人們在交易中的利益最大化動機只是人類固有的利己心在商品經濟中的具體表現,這樣,亞當、斯密的經濟人也就成了一個超階級、超時代的范疇。⑴而在《資本論》中,人的自利行為卻是由環境造成的,資產者追求利潤的動機受競爭規律的支配,無產者追求工資的行為是由于生存條件的約束,我們不能簡單地對這些行為進行好的或壞的價值判斷。⑵ 既然人的行為是受環境支配的,那么,隨著人們所處環境的變化,人的行為也會或遲或早相應地發生變化。
㈡ 亞當、斯密認為,經濟人之間的交易行為會形成有利于交易雙方的客觀效果,交換導致合作,能提高社會福利,體現社會合譜。而馬克思認為,交換并不是平等的體現,一個社會平等與否,很難從交換中看出來,因為交換過程體現的是市場規則,至于平等與否卻是由生產過程決定的,一個在生產過程沒有平等的社會很難通過交換過程改變非平等狀況。
㈢ 亞當、斯密分析的經濟人,只是一種個體行為分析,缺少對群體行為特征的描述,他所分析的市場行為主體和個體行為是完全一致的,如果用今天的概念表述就是這里的市場行為主體沒有法人行為,而只有自然人在行動。但在《資本論》中,馬克思不僅分析了個體行為,而且著重研究了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群體行為,探討了群體間的合作,這種合作有時并不是建立在個人利益最大化的基礎上,而是為了實現群體利益、集團利益的最大化。剩余價值的生產理論主要揭示了資產者之間的競爭,而剩余價值的分配則主要探討的是資產者之間的合作,在平均利潤率基礎上形成的等量資本獲得等量利潤的規律,是最大化資產者整體利益的規律,建立在這一規律基礎上的合作使資產者的利益能實現制度約束下的最優化。《資本論》的結論正是要告訴無產者合作的重要性,無產者的對手不是某一個資本家,而是整個資產階級,因此無產者也只有聯合起來作為一個階級來行動時才能實現自己的利益。
㈣ 亞當、斯密認為,競爭是經濟人的基本市場行為。以經濟人假設為依據的馬歇爾的《經濟學》,建立了一個完全競爭的市場模型,該模型揭示的理論精髓是:競爭是最有效率的經濟機制,只要競爭能充分展開,就可以實現資源的最優配置。但馬克思卻深刻地揭示出競爭的兩重性,他認為在一定條件下競爭能促進經濟效率的顯著提高,在另一條件下則會成為經濟發展的制約因素。他分析的邏輯是:如果孤立地來看一個企業,這個企業不受外部的任何制約,那么競爭是高效率的,但商品經濟中的企業恰恰是處于相互聯系的鏈條上,不可能是孤立的,因而競爭的效率就打了折扣。他特別指出,社會化大生產客觀上有一個比例關系,因而需要各個企業的配合和協調,但在完全競爭的市場結構下,由于市場主體只顧及個人利益,市場成了囚徒困境,這種比例總是通過周期性的破壞,需要付出高昂的代價才能實現。也就是說競爭的結果不是帕累托最優,而只能是納什均衡,
不難看出,亞當、斯密應用經濟人假設論證的是資本主義制度的永恒性,而馬克思認為,正因為資本主義條件下經濟人行為支配一切才決定了這個制度的歷史暫時性。
二 馬克思人類行為的動態模型
從亞當、斯密到現代的主流經濟學,經濟學的研究工具、研究方法和內容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唯一沒有變的是經濟學對人類行為的基本假設,經濟人假設是經濟學亙古不變的信條。而馬克思卻認為,人類行為是可變的,因而作為人類行為抽象成果的理論假設也就不應該固定不變。馬克思的全部經濟理論,就隱含著一個動態的人類行為的基本假設模型。這就是:馬克思把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主體假設為損人利己的經濟人,把生活在共產主義低級階段中的人假設為有限經濟人(這里的有限不是指理性有限,還是指自利行為本身受到了約束,其中主要是主體的自覺約束),把共產主義高級階段中的人假設為自覺考慮社會利益的公益人。相應地,人類的行為也就有一個從經濟人向公益人的轉化過程,而這種轉化與生產關系以及由這種關系所決定的包括意識形態在內的上層建筑的變革保持同向性。共產主義低級階段,是一個生產資料共同占有,消費資料和勞動力個人所有的社會,這種社會條件決定人的行為雖然是自利的,但這種自利被限制在爭取較高的生活水平和較滿意的工作條件上,而不是無限地占有社會財富。也就是說,這樣的經濟人是有限的經濟人。在共產主義高級階段,由于物質財富的豐裕和消費資料的按需分配,人們也就沒有必要再把勞動力做為私有財產。在這樣的社會里,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人們自覺地為社會工作,而個人利益卻是自發地實現的,不再需要人們去謀劃自己的個人利益,因而生活在共產主義高級階段中的人是公益人。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未來的新制度及其形成時寫道:
“@在共產主義社會高級階段上,在迫使人們奴隸般地服從分工的情形已經消失,從而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對立也隨之消失之後;在勞動已不僅僅是謀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後;在隨著個人的全面發展生產力也增長起來,而集體財富的一切源泉都充份涌流之後,只有在那個時候,才能完全超出資產階級法權的狹隘眼界,社會才能在自己的旗幟上寫上∶各盡所能,按需分配。”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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