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題內(nèi)容：

　　閱讀下面的文字，完成（1）～（4）題。（25分）

　　張岱年：將愛國之心轉化為求真之志李存山1995年，86歲高齡的張岱年憶起一生中幾個難忘的“第一次”時說：“最有意義的第一次是1945年8月15日聽到日本投降的消息……這是平生感到最大快樂的第一次。”

　　一個在書齋和講堂度過一生的哲學家，為什么在晚年還如此欣慰地憶起聽到抗戰(zhàn)勝利消息的那一天？因為這其中包含著諸多親歷的苦難和辛酸，包含著對抗戰(zhàn)勝利的殷切期盼，包含著對中華民族復興的深厚情感和堅定信念。張岱年在《八十自述》中說：“我少年時期，對于民族危機感受極深，痛感國恥的嚴重，于是萌發(fā)了愛國之心，喚起了愛國主義的情感。深知救國必須有知，于是確立了求真之志，培育了追求真理的熱誠。自審沒有從事政治活動的才能，于是走上了學術救國的道路。”在這條道路上，張岱年始終把對哲學理論、中國哲學史和文化問題的研究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聯(lián)系在一起。

　　倡導勇猛宏毅的哲學

　　上世紀30年代，張岱年發(fā)表多篇哲學論文。1933年，他在《大公報·世界思潮》上發(fā)表《論外界的實在》，用經(jīng)驗證明和邏輯分析的方法來論證“新唯物論”（辯證唯物論）的一個基本原理：外界的客觀實在性。此文發(fā)表時，編者特附有按語：“切望平津讀者不可因敵迫城下，心神不寧，遂爾忽之。同時更宜信：有作出這等文字的青年的民族，并不是容易滅亡的。”當時，日本的鐵蹄已迫近了平津城下。張岱年的哲學論文正是在國難深重的關頭，把“求真之誠”與堅定中華民族抵抗侵略的信念聯(lián)系在一起。

　　1935年，《國聞周報》分兩期連載張岱年的《論現(xiàn)在中國所需要的哲學》。他在文中說：“中國民族現(xiàn)值生死存亡之機，應付此種危難，必要有一種勇猛宏毅能應付危機的哲學。”“惟有賴文化之再生，然后中華民族才能復興。”“中國若不能創(chuàng)造出一種新哲學，則民族再興只是空談。”張岱年厚重的歷史使命感躍然紙上。

　　保持不為瓦全的民族氣節(jié)

　　1937年7月29日，日軍入侵北平。清華師生紛紛離校，張岱年與學校失去聯(lián)系，未能隨校南行，滯留北平。雖然時局動蕩，生活艱辛，但張岱年和滯留北平的一些學者抱定一個信念：不與敵偽合作，不到偽北大和偽師大去教書。

　　張岱年后來回憶：“我當時想，今日固然是國家艱難之秋，實亦民族中興之機，個人不應頹唐喪氣，因此勤力攻讀，專心撰述，以期有補于來日。”他為什么懷有如此崇高的民族氣節(jié)和堅定的勝利信念？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他對“自強不息”等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有著深切的理解。上世紀80年代，本人曾聽張岱年講過，當時也有少數(shù)文化人投入敵偽政權，成了漢奸。他們之所以喪失民族氣節(jié)，誤以為中華民族會亡，一個重要原因是其對中華文化的認識“太膚淺”。

　　建構繼往開來的哲學體系

　　1941年，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張岱年認為這是日本正在加速自取滅亡，中國抗戰(zhàn)勝利在望。于是，他動筆撰寫其在哲學理論上的專著。此專著原計劃寫“方法論”“知論”“天論”和“人論”四部分，意在“窮究天人之故，暢發(fā)體用之蘊，以繼往哲，以開新風”，但到抗戰(zhàn)勝利，終因“亂世治學”“生事頗窘”，僅寫成《哲學思惟論》《事理論》《知實論》和《品德論》四部論稿，后又以《天人簡論》來簡述其歷年致思的哲學要旨。

　　1942年，張岱年會晤私立中國大學校長何其鞏。何其鞏得知張岱年著有《中國哲學大綱》，恐他在戰(zhàn)亂中遺失，建議其到中國大學講課，借此將《大綱》印為講義。張岱年欣然同意，《大綱》作為講義第一次排印。此書歷經(jīng)坎坷，先后以“宇同”和“張岱年”的署名公開出版。后又多次重版，至今仍是中國哲學、史學科的代表性著作。

　　最近，張岱年家人在其遺物中發(fā)現(xiàn)他在抗戰(zhàn)時期寫的幾篇詩稿。其中大多是舊體詩，但也有一首新詩。詩中說：“東南起太平洋之濱，西北越昆侖山之巔，吾族經(jīng)營此大地，已逾五千年。我們創(chuàng)造了崇高的偉大文明，我們從來有光輝的革命傳統(tǒng)。我們的成就是人類的光榮，我們的努力將永久延續(xù)以至于無窮。我們的理想是世界大同，我們的愿望是永久和平。然而我們的疆土與文明不容許任何侵犯，我們誓以神圣的血液為之作干城。偉大的中華民族，是世界上照耀一切的巨星。”一位哲學家在抗戰(zhàn)的艱難歲月中寫出這樣的詩句，可想而知，他抱定必勝的信念。

　　（有刪節(jié)）